#刘仲敬 #阿姨学 #姨学 #诸夏思想理论
论长生不老的逻辑谬误
提问：阿姨您好，随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说，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革命，它并不会完全取代人类。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和蒸汽机、内燃机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一部分工作会被取代，大部分人也还是能找到新的工作。 就像火车完全取代马车夫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AI技术未来会完全取代人类，人类社会将由少数有钱有技术的精英阶级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构成，几乎所有的体能和智能工作都由AI来完成。 大部分人类在社会上变成一种无用的存在，于是人们还设想必须向这些AI公司征税，然后给所有没有工作的人发钱，形成一个少数人生产多数人享用的社会。 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回答： 实际情况是，人类在农业革命产生以前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 真实的原始部落并不像19世纪的人想象的那样悲惨，而是恰好相反，他们把80%的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只有20%的时间用来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种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无论是狩猎来源的还是采集来源的，都是移动的，不确定的，他们并不需要像农业劳动那样进行艰苦的计划和密集的投入。
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现象，就是只有在像越南这样经历过农业革命的地方搞工厂建设才能够有效运作，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能产生出有纪律的劳动力。 一般来说，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的地方，那里的人根本培养不出适当的工作习惯，因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经济活动跟所谓的娱乐没有明显差别，到处去摘香蕉这是小孩子都会做的事情。
他们很难把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很难不把机器当做一种玩具，出于好奇把零件拆掉之类的。 而因为他们平常的经济生活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要让他们违背自己的习惯，对他们来说等于把他们关进监狱，几个小时守在同一台机器上面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 这件事情仔细想一想，就像把小孩子关进课堂一样，对他们来说差不多就是被关进监狱了。 这种情况下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下，尤其是男性，农业可能和更多待在家里的女性关系更密切，而男人和狩猎的关系更密切，所以男性特别讨厌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大部分时间用在各种休闲活动上，比如类似黑猩猩相互捉狮子的那种活动的升级，在身上画各种图案和纹身之类，这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 在岩洞上画画，在自己身上画各种标志，按照澳洲土着对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讨好女人，因为画得不好看，女人就不喜欢他。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于宗教活动，在宗教活动中唱歌献艺以及各种私人之间的艺术活动。
个人威望的高低除了在狩猎时是否英勇，在巫术活动中是否法力高强以外，主要取决于他的艺术天赋。 艺术家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边缘的角色，但在原始部落当中则接近巫师的地位。 巫师所做的活动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具有艺术和知识方面的天赋。 现代社会被挤压到边缘，通过文学艺术释放出来的这部分能量很可能就是农业社会产生以前人类正常活动的一点残余。
所以，第一，技术充分发展，在人口和消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暂时丰裕的平台期。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不一定会造成问题。 第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也不是新东西，而是一种复古。 它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注意力为内核的经济，以及艺术、宗教和娱乐活动的极大复兴。 这样形成的社会组织是比较松散的，它削弱了促使社会组织紧密化的许多动机，反而可能导致人类难以维持大的社会群体，重新分解成许多更加自由松散的小型联盟，就像史前部落那样。
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一样的，就是长生不老这个因素。长生不老对人类来说一定是一个诅咒，就像是犹太人古代的传说中那样，你完全可以想象出长生不老会造成什么结果。 它只能说是导致正常的情况下可以长生不老，但它一定防止不了，像是车祸或山上掉一块石头就正好把你砸死了。或者像是希腊哲学家那样，走着走着，老鹰抓着一只乌龟从他头上经过，然后把乌龟给扔下来，砸在他脑袋上。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你本来可以长生不老的，只要不遇上意外事故，但是万一遇上意外事故，那你就不是亏一点点，而是亏的很大了。
现代人如果遇上意外事故，那不是亏的很大，因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患癌症插着管子在医院里面死和遇上车祸死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不遇上车祸早晚也要被插上管子死的。但是如果你不遇上车祸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而遇上车祸居然就死了，那你就是亏太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出针对性命之神的狂热崇拜。 可能会发展出某些像赌场一样的宗教，在这些赌场里面，人类会崇拜那些相当于老虎鸡一样的东西，那些老虎鸡就像是伯尔赫斯所说的巴比伦彩票一样，体现了人生无常，各种意外事故。 所有人都愿意给神明上香，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和让我能够长生不老而付出最大的代价。同时，为了避免意外事故，会发展出比现在的中医养生之道还要复杂和繁琐的各种法门。 想想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跑步宗教，研究如何跑步来养生的宗教，如何减肥的，如何防止吃谷物食品噎死或者说过敏这些东西，每一个教的教主都能够比任何真正的医生更能发财。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设想一下，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社会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抵抗不出这种诱惑的，他们会败倒在算命先生的俘虏和为了避免意外事故而实行的各种禁忌的魔咒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是高度迷信的西印度群岛黑人那样，极度胆怯，什么也不敢做。 这些人生活在各种巫术和禁忌之下，头上三尺有神明，吃饭时得罪了桌上的神明，下次黄油就可能找不到。 出门时本该先卖左脚却先卖了右脚，这次打猎就可能毫无收获，夫妻种芋头时第一除下错，本年的芋头就会颗粒无收，同时还要对各家芋头念咒，诅咒别人家的长不出，保佑自己家的无比丰收，简直就是看了玉匣记，不敢放个屁。
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各种禁忌，以免碰上车祸或摔下悬崖，那时候恐怕根本没人敢旅游了，因为旅游冒的风险比现在的战争还大，现代人敢去打仗是因为本来就是要死的，而等到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候，去旅游所承担的潜在风险比现在打仗还要大，于是稍微有点冒险性的活动都被严格禁止。 就是非常日常的活动，比如在做爱的时候心脏病发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涉及出比现代养生之道还要复杂1200倍的禁忌。
可能那时候的人连接近女人都不敢接近，害怕马上疯，万一要接近一下女人，之前就要先请各种法师做上856次法师，然后根据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常识，吃上各种护心丹、救心丸、中草药之类的。 焚香祷告以后，赶紧碰一下女人，然后就赶紧离开。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乐趣都被这种禁忌消耗殆尽，然而与此同时，处于人类的本性，在这些禁忌当中又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和乐趣，从各种中草药和各种俘虏当中发挥出艺术来。 像是犹太人那种驱鬼驱魔的门前俘虏当中会产生出特殊的书法艺术那样。这样产生出来的文明也有它小地方的乐趣和特殊的表达渠道，但总的来看是非常别扭的。
而且，他们面对外部世界，面对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时是毫无竞争力的。设想另外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他们本来二十岁或者五十岁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死。二十岁打仗战死跟五十岁或八十岁并死差别不是很大，因此他的人民会非常勇敢，他的女人会把勇士当作英雄。 而这样一个社会，面对我刚才描绘的那个长生不老却物质丰富的社会，尽管后者仍然可以长生不老且拥有无数物质财富，也一定会像民国的士大夫在满洲人面前那样全族沦为俘虏和奴隶。最后经过不太长时间的自然演化，这样的长生不老族群就会被消灭，而胜利的族群则会把长生不老这件事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和邪恶的法术。
他们自己的征服和胜利恰恰是因为没有受到这种邪恶法术诱惑的结果。这是长生不老的问题。 而像是那种物质极度丰富以后使人类得到解放的说法，在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因为每一次人类的技术进步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平台期，就是在人口爆炸跟上以前出现物质的极大风雨。 例如人类发现农业以后进入两河流域，物质资源突然增加，而人口繁殖的速度相对均衡，不能一下跳跃性增长，于是最初就产生了所谓的伊甸园传说。伊甸园和圣经里说的四条河都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 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现在还在伊拉克，另外两条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北部已经变成沙漠了，但在远古时代大概也真实存在。跟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流入波斯湾，两岸可以开辟出大量耕地。
伊甸园的本意是指正人君子的故乡，它的位置就在幽发拉底河中游。 原来的波斯湾比现在要长一些，因为河水不断带来泥沙，把三角洲向南向东延伸，所以现在幽发拉底河的下游在远古时代是海，现在的中游在当时是下游，这块地方就是历史上的伊甸园。
它之所以成为人间乐园，是因为原来人类住在山坡和丘陵地带，没有农业或者农业执起辅助作用，只是用来酿一点啤酒在祭祀时用一用，并不是真正的产业。现在农业大丰收以后，可以供给的人口增加了几千倍甚至几万倍，而实际人口只增加了几十倍或几百倍，于是大家都非常富裕。
从现在的考古记录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时期的乌尔人享受着类似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前后花园比现代美国人的还要大。欧洲人，更不要说可怜巴巴的香港人了，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巨大的空间，所以绝不能以为人类社会是从穷困落后不断向舒适发展的，实际上这是经过多次兴衰起伏的。 现代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只看住宅面积，下水管道，前后花园这些条件，在古代中东早已出现过，然后又倒退了。照圣经里诞一理，新巴比伦王国的时代，那些市民就住在可怜巴巴的高层建筑里，像现在的公寓一样，根本没有前后花园。
后期，罗马帝国的罗马城也充满这样的高层建筑，每个人住一个香港人式的格子间，根本接触不到大自然，所以后来反而不如以前了。原因当然就是人口爆炸已经跟了上来，两河流域的耕地还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严简化，可能还退化了很多，而人口爆炸起来以后就很难减少下去。
于是，政体趋向更加专制，社会管制趋向严格，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保持原来人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 就好比说，英国工人阶级认为猎狐是英国贵族的阶级标志，但实际上，打猎是所有日耳曼部族，包括普通武士的习惯性行动。他们刚来到英国的时候，大概是所有人都打猎的，国王作为勇士的领袖只是比别人打得更多一些。 但到最后，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条件去打猎了，只有国王和贵族还有大片的私家森林可以共打猎，于是下层人民就认为这是贵族的标志。 其实他们的祖先原先也曾有过这样的条件，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所谓退化现象。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第一批世界大城市，乌尔。像一般人说的那种物质极大风影，然后真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类似的理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父辈和祖辈那一代就非常流行。 这些东西跟罗马教廷提出的宗教理论也非常相似，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主要科学家、经济中心、公证人之类的。 这个理论就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世界大都市的高度自信的居民。
从表面上看，那些东西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但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看出它背后体现的理论是有边界条件的。 这种边界条件就是秩序的极度丰裕，以至于可以容纳这样一批游士型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秩序消费者，却把全部时间用于头脑风暴式的智力活动中取，而且还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当好的生活。 这种现象不是世界历史的正常状态，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 沃尔城、巴比伦和罗马城都曾出现过这样一批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都迅速消失了。 原因当然是他们在演化博弈中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所以必须在秩序高度丰盈，人人都有面包到处扔的时候才能出现。
他们对科技的想法是把人类看成非常理性的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理性是边界条件非常强的。 简单的说，如果在你的谈话当中很少看到宗教迷信这些活动的影子，那么你必定处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 如果处在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你要么就是极度虔诚的宗教信徒，像17世纪的荷兰新教徒那样随时准备着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死。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描绘的原始部落民一样，举头三尺有神明，做错一个手势都要担心害怕各种小鬼作祟，随时提心吊胆。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走私毒品的、混黑道的、杀人越货的这些提着脑袋做事的人，有几个不拜观音不拜关公的。 理性的科学态度只能产生于高度确定性和高度安全的环境当中，只有世界大都市的少数人才能享受这种安全，他们一旦脱离原有环境，立刻就会发生像哲学的位积的作者描绘的那种古罗马哲学家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进入兵荒马乱的蛮族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所有真相。 那时，他过去习得的世界大都市的理性主义习惯还保留着使他不能像普通的迷信者那样去拜各种小神，但他颠沛流离的命运必然会促使他寻找像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的安慰，使他可以视死如归，在活着的时候心灵有所寄托。
理性是极度脆弱的东西，而且理性可能不止一种，它对历史积分和边界条件的要求极高，我们认为理性的东西其实只是过去无数时代的经验和你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博弈经验画出的一个小小空白圈子。 是一个像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那样的东西，是武将们和高僧们在刀头舔血危险的政治生涯结束后暂时休养身心的场所。 像贾宝玉的大观园一样，大观园以外就是污秽的世界，黄金茶室以外就是血腥的战争，黄金茶室使他们得以修身养性。 这个黄金茶室的大小取决于边界条件能够允许的大小，到一定程度，这个黄金茶室就根本无法维持。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有极少数人终身走不出黄金茶室，这就是边界条件非常高了。
边界条件和历史积分稍微改变一点，产生出来的理性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理解的理性是一种17世纪的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出来的理性，它跟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在麦蒙那个时代和安拉公正派哲学家活动时代所提倡的，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性是不一样的。
尽管这两种理性相似的程度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的，因为它们在哲学上都是希腊哲学的直接后裔，所以等于说是非常近的表兄弟关系了。 但是它们从同一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断出来的理性还是跟我们从休莫和洛克时代接受下来的这种理性截然不同。 所谓的理性很可能是不止一种的，有的理性可能就是商纣王或者玛雅巫师所设计的那种理性，它们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排布它们的力法，排布它们的巫术法力，排布它们坟墓的方位之类的，这都是有一定法力的。 这在它们的世界当中都是高度理性的东西，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科学技术，而且一定是灵验了很多年的科学技术，才能这样心安理得的一路使用下去，我们所认为理性的东西背后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就好像外科手术技术，最简单的说，如果你不能做到无菌消毒的话，那比不做还要糟，没有这些边界条件，所有技术都会变成破了产的巫术，而这些边界条件都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稍稍改变一个值，你就做不到。 例如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产生出来的那种消毒技术，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但医院已经能够做到无菌环境了，出了欧洲你就很难执行，比如到了印度或者清国的话，医院搞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只要传教士走了，本地土着的助手尽管同样也有传教士医生手里的所有化学药品之类的，但他就是不可能按照清教徒那种认真负责的方式把各个地方都清理干净。
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做细菌培养实验，都是要用抗生素杀菌的，但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早在抗生素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通过严格的操作指南，避免穷植培养剂被杂菌污染的各种技术。 现在是因为抗生素产生出来变得没有必要，大家都忘掉了，就像抗生素产生以前产生的那些抗菌血清，弑菌体之类的都被打入冷宫一样，这只是一个成本问题，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用或者不能用。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像法利塞人吃饭一样，耶稣和法利塞人争论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那些东西是宗教仪式，但毫无疑问同时也是卫生礼仪。 在古代社会的环境中，使用那些仪式确实能使你洁净。这个洁净不是纯粹心灵性质的，而是确实能使你的食物保持干净。犹太人和穆斯林比如吃肉、要放血和各种各样的节食之类的规矩，肯定在当时极大的减少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在卫生和健康条件上比那些异教徒获得重大优势。 于是又反过来支持了那些异教徒和拜偶像者都是坏人，因此受到了上帝和真主的惩罚的理论。这些复杂的规矩对于一个心不诚，只是来打杂的土着来说，它是执行不了的。你只有真心相信它这一套，才会一五一十的像犹太教祭司对待约贵一样，老老实实去执行每一个步骤。
一个随随便便来打杂的印度人或者清国工人的话，他也就是拿工资的人。传教士盯着他，他就好好干活，传教士一走，他就好像放了假一样，然后他搞出来的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传教士医院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以为它能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背后的西方文化的支持力量仍然足够强大，能够设置出严格的边界条件和路径积分的缘故。理性和科学技术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只要边界条件稍微动一点就不行了，摇动的程度不需要很大。
就只要共产党进了城，无产阶级当了医院的院长，使所有的技术专家因为随时害怕被打成黑五类而不敢说话，他稍微给你胡搞一下，你那个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只需要这么一点小小的波动，所以他设计的那个系统是天然不稳定的。 这样一个系统在历史上存在过几次，都是迅速的灭亡了。在它能够维持的时间，它也不是只依靠自己就能维持的，它是依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各种边界条件和历史积累才能维持的。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犹太人一方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核，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的负典，包括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最古老的多元文化和理性主义的最古老的传递者。 可以想象，犹太人作为两河文明唯一一个幸存的继承者，他除了把两河文明的所有经典记载在旧约里以外，也把最早的白左知识分子的原型带到了两系文明当中。
所以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这类人，跟抛弃犹太教传统投入启蒙运动的犹太出身的世俗知识分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系大到这个地步，相对于他们在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他们在启蒙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占的百分比是惊人的高。 最后的体现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犹太人和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九成，以至于俄罗斯的保皇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纯粹就是犹太阴谋的产物。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布尔什维克是启蒙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后一步，是解构的极致，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那这种近代西方城市里的犹太居民的解构性来源于哪里呢？他们是中世纪西方国王，例如波兰国王这些人，保护的外邦人的后代，他们并不是本地共同体的后代，而且他们被系统地排斥在以军事义务为内核的贵族职务之外，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生活在共同体当中，却无法尽共同体义务，也不被欢迎尽共同体义务的特殊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由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出来的理论必然具有高度结构性。 茨维格有一句话说，犹太人像女人一样，她在辅助位置上才能争光添彩，进入主人的位置上，就会像是所谓女人当家就要家破人亡的意思。 这个实际上就是类似巴比伦、罗马和乌尔那种世界性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的复活，像是从单细胞时代就留下来的线粒体一样。
大城市中的犹太人社区也把早在亚伯拉罕父祖辈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种启蒙文化的基因，带进了近现代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希伯来文化的直接后裔，就是说在律法的建构这方面是它的直接后裔，但在解构这一方面也同样是犹太人从最古老的文明当中继承下来的。 这两方面都跟犹太人有特殊关系，所以也无怪乎犹太人自己认为自己是选民的后代了。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讨论，假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取代了大部分人类的工作，仅有少数创新性质的工作保留，绝大部分人都不用干，也没有什么活可干的话，那就会产生罗马的面包与禁忌那种状态。
少数负责掌握埃及粮食分配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国家官僚计划经济的实际办事人，一般来说这些人的身份是元首的私人秘书，甚至是元首的家奴，这批人原则上讲身份不过是元首本人的家庭人员，跟元老院的任何议员都不能相比，但面对被架空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却行使了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全部饿死的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跟原始部落不一样了，面包与禁忌的享有者像原始部落民一样可以用80%的生活来娱乐，但是原始部落民只会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而他们的生死存亡却掌握在元首的家奴手中，他们很容易变成元首家奴的政治工具，例如元首要杀某个元老的时候，就要这些家奴去煽动那些享受面包与禁忌的暴民去执行这个任务。 使元老院残余的权力也无法行使。那么拥有这个权力的政治机器的所有人会很快的像罗马的元首政治变成建筑政治那样摧毁整个文明，使野蛮重新获得胜利。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以给人民发福利为名义裹挟民众破坏宪制的马杜罗查维斯和诸如此类的人干的事情吗？罗马之所以把这个路程走得很长，是因为罗马原来的共和城邦的宪制仍然相当强大，它是一点一点被剥夺了权力的。路程走了很长，直到最后阶段，监察官、执政官、保民官这些人至少还有一点象征性的权力。 而且，古罗马以外的各城邦之间相互制衡的国际性制衡权力也是一点一点衰落的，所以它用了几百年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制衡机制的话，这个过程就会快得多，会以波尔布特一样迅速的速度摧毁它所在的整个文明。 可以想见，现代西方国家的整个民族国家体制，包括选举代议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会像罗马的共和宪制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保护的作用。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替，绝大部分人会忘记这些制度原本存在的意义，转而寻求当下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以前的制度不断侵蚀。那么所谓的民主宪政也就很快不复存在了。
论长生不老的逻辑谬误
提问：阿姨您好，随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说，人工智能技术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革命，它并不会完全取代人类。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和蒸汽机、内燃机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一部分工作会被取代，大部分人也还是能找到新的工作。 就像火车完全取代马车夫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另一种声音则认为，AI技术未来会完全取代人类，人类社会将由少数有钱有技术的精英阶级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无用阶级构成，几乎所有的体能和智能工作都由AI来完成。 大部分人类在社会上变成一种无用的存在，于是人们还设想必须向这些AI公司征税，然后给所有没有工作的人发钱，形成一个少数人生产多数人享用的社会。 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回答： 实际情况是，人类在农业革命产生以前差不多就是这种状态。 真实的原始部落并不像19世纪的人想象的那样悲惨，而是恰好相反，他们把80%的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只有20%的时间用来收集野果、香蕉和各种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无论是狩猎来源的还是采集来源的，都是移动的，不确定的，他们并不需要像农业劳动那样进行艰苦的计划和密集的投入。
现代资本主义有一个现象，就是只有在像越南这样经历过农业革命的地方搞工厂建设才能够有效运作，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能产生出有纪律的劳动力。 一般来说，没有经历过农业革命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的地方，那里的人根本培养不出适当的工作习惯，因为他们的觅食方式和经济活动跟所谓的娱乐没有明显差别，到处去摘香蕉这是小孩子都会做的事情。
他们很难把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个地方，也很难不把机器当做一种玩具，出于好奇把零件拆掉之类的。 而因为他们平常的经济生活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要让他们违背自己的习惯，对他们来说等于把他们关进监狱，几个小时守在同一台机器上面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 这件事情仔细想一想，就像把小孩子关进课堂一样，对他们来说差不多就是被关进监狱了。 这种情况下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下，尤其是男性，农业可能和更多待在家里的女性关系更密切，而男人和狩猎的关系更密切，所以男性特别讨厌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大部分时间用在各种休闲活动上，比如类似黑猩猩相互捉狮子的那种活动的升级，在身上画各种图案和纹身之类，这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 在岩洞上画画，在自己身上画各种标志，按照澳洲土着对英国人的说法，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讨好女人，因为画得不好看，女人就不喜欢他。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于宗教活动，在宗教活动中唱歌献艺以及各种私人之间的艺术活动。
个人威望的高低除了在狩猎时是否英勇，在巫术活动中是否法力高强以外，主要取决于他的艺术天赋。 艺术家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边缘的角色，但在原始部落当中则接近巫师的地位。 巫师所做的活动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他具有艺术和知识方面的天赋。 现代社会被挤压到边缘，通过文学艺术释放出来的这部分能量很可能就是农业社会产生以前人类正常活动的一点残余。
所以，第一，技术充分发展，在人口和消费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暂时丰裕的平台期。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不一定会造成问题。 第二，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也不是新东西，而是一种复古。 它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注意力为内核的经济，以及艺术、宗教和娱乐活动的极大复兴。 这样形成的社会组织是比较松散的，它削弱了促使社会组织紧密化的许多动机，反而可能导致人类难以维持大的社会群体，重新分解成许多更加自由松散的小型联盟，就像史前部落那样。
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一样的，就是长生不老这个因素。长生不老对人类来说一定是一个诅咒，就像是犹太人古代的传说中那样，你完全可以想象出长生不老会造成什么结果。 它只能说是导致正常的情况下可以长生不老，但它一定防止不了，像是车祸或山上掉一块石头就正好把你砸死了。或者像是希腊哲学家那样，走着走着，老鹰抓着一只乌龟从他头上经过，然后把乌龟给扔下来，砸在他脑袋上。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你本来可以长生不老的，只要不遇上意外事故，但是万一遇上意外事故，那你就不是亏一点点，而是亏的很大了。
现代人如果遇上意外事故，那不是亏的很大，因为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患癌症插着管子在医院里面死和遇上车祸死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不遇上车祸早晚也要被插上管子死的。但是如果你不遇上车祸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活下去，而遇上车祸居然就死了，那你就是亏太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出针对性命之神的狂热崇拜。 可能会发展出某些像赌场一样的宗教，在这些赌场里面，人类会崇拜那些相当于老虎鸡一样的东西，那些老虎鸡就像是伯尔赫斯所说的巴比伦彩票一样，体现了人生无常，各种意外事故。 所有人都愿意给神明上香，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和让我能够长生不老而付出最大的代价。同时，为了避免意外事故，会发展出比现在的中医养生之道还要复杂和繁琐的各种法门。 想想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跑步宗教，研究如何跑步来养生的宗教，如何减肥的，如何防止吃谷物食品噎死或者说过敏这些东西，每一个教的教主都能够比任何真正的医生更能发财。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设想一下，一个可以长生不老的社会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抵抗不出这种诱惑的，他们会败倒在算命先生的俘虏和为了避免意外事故而实行的各种禁忌的魔咒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是高度迷信的西印度群岛黑人那样，极度胆怯，什么也不敢做。 这些人生活在各种巫术和禁忌之下，头上三尺有神明，吃饭时得罪了桌上的神明，下次黄油就可能找不到。 出门时本该先卖左脚却先卖了右脚，这次打猎就可能毫无收获，夫妻种芋头时第一除下错，本年的芋头就会颗粒无收，同时还要对各家芋头念咒，诅咒别人家的长不出，保佑自己家的无比丰收，简直就是看了玉匣记，不敢放个屁。
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各种禁忌，以免碰上车祸或摔下悬崖，那时候恐怕根本没人敢旅游了，因为旅游冒的风险比现在的战争还大，现代人敢去打仗是因为本来就是要死的，而等到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候，去旅游所承担的潜在风险比现在打仗还要大，于是稍微有点冒险性的活动都被严格禁止。 就是非常日常的活动，比如在做爱的时候心脏病发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涉及出比现代养生之道还要复杂1200倍的禁忌。
可能那时候的人连接近女人都不敢接近，害怕马上疯，万一要接近一下女人，之前就要先请各种法师做上856次法师，然后根据各种或真或假的医学常识，吃上各种护心丹、救心丸、中草药之类的。 焚香祷告以后，赶紧碰一下女人，然后就赶紧离开。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乐趣都被这种禁忌消耗殆尽，然而与此同时，处于人类的本性，在这些禁忌当中又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和乐趣，从各种中草药和各种俘虏当中发挥出艺术来。 像是犹太人那种驱鬼驱魔的门前俘虏当中会产生出特殊的书法艺术那样。这样产生出来的文明也有它小地方的乐趣和特殊的表达渠道，但总的来看是非常别扭的。
而且，他们面对外部世界，面对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时是毫无竞争力的。设想另外一个不能长生不老的族群，他们本来二十岁或者五十岁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死。二十岁打仗战死跟五十岁或八十岁并死差别不是很大，因此他的人民会非常勇敢，他的女人会把勇士当作英雄。 而这样一个社会，面对我刚才描绘的那个长生不老却物质丰富的社会，尽管后者仍然可以长生不老且拥有无数物质财富，也一定会像民国的士大夫在满洲人面前那样全族沦为俘虏和奴隶。最后经过不太长时间的自然演化，这样的长生不老族群就会被消灭，而胜利的族群则会把长生不老这件事当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和邪恶的法术。
他们自己的征服和胜利恰恰是因为没有受到这种邪恶法术诱惑的结果。这是长生不老的问题。 而像是那种物质极度丰富以后使人类得到解放的说法，在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因为每一次人类的技术进步都会造成一个短暂的平台期，就是在人口爆炸跟上以前出现物质的极大风雨。 例如人类发现农业以后进入两河流域，物质资源突然增加，而人口繁殖的速度相对均衡，不能一下跳跃性增长，于是最初就产生了所谓的伊甸园传说。伊甸园和圣经里说的四条河都是地理上真实存在的。 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现在还在伊拉克，另外两条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北部已经变成沙漠了，但在远古时代大概也真实存在。跟幽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流入波斯湾，两岸可以开辟出大量耕地。
伊甸园的本意是指正人君子的故乡，它的位置就在幽发拉底河中游。 原来的波斯湾比现在要长一些，因为河水不断带来泥沙，把三角洲向南向东延伸，所以现在幽发拉底河的下游在远古时代是海，现在的中游在当时是下游，这块地方就是历史上的伊甸园。
它之所以成为人间乐园，是因为原来人类住在山坡和丘陵地带，没有农业或者农业执起辅助作用，只是用来酿一点啤酒在祭祀时用一用，并不是真正的产业。现在农业大丰收以后，可以供给的人口增加了几千倍甚至几万倍，而实际人口只增加了几十倍或几百倍，于是大家都非常富裕。
从现在的考古记录就可以发现，亚伯拉罕时期的乌尔人享受着类似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前后花园比现代美国人的还要大。欧洲人，更不要说可怜巴巴的香港人了，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巨大的空间，所以绝不能以为人类社会是从穷困落后不断向舒适发展的，实际上这是经过多次兴衰起伏的。 现代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只看住宅面积，下水管道，前后花园这些条件，在古代中东早已出现过，然后又倒退了。照圣经里诞一理，新巴比伦王国的时代，那些市民就住在可怜巴巴的高层建筑里，像现在的公寓一样，根本没有前后花园。
后期，罗马帝国的罗马城也充满这样的高层建筑，每个人住一个香港人式的格子间，根本接触不到大自然，所以后来反而不如以前了。原因当然就是人口爆炸已经跟了上来，两河流域的耕地还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严简化，可能还退化了很多，而人口爆炸起来以后就很难减少下去。
于是，政体趋向更加专制，社会管制趋向严格，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保持原来人人都能享受的生活方式。 就好比说，英国工人阶级认为猎狐是英国贵族的阶级标志，但实际上，打猎是所有日耳曼部族，包括普通武士的习惯性行动。他们刚来到英国的时候，大概是所有人都打猎的，国王作为勇士的领袖只是比别人打得更多一些。 但到最后，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条件去打猎了，只有国王和贵族还有大片的私家森林可以共打猎，于是下层人民就认为这是贵族的标志。 其实他们的祖先原先也曾有过这样的条件，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所谓退化现象。
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第一批世界大城市，乌尔。像一般人说的那种物质极大风影，然后真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这种类似的理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父辈和祖辈那一代就非常流行。 这些东西跟罗马教廷提出的宗教理论也非常相似，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主要科学家、经济中心、公证人之类的。 这个理论就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世界大都市的高度自信的居民。
从表面上看，那些东西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但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看出它背后体现的理论是有边界条件的。 这种边界条件就是秩序的极度丰裕，以至于可以容纳这样一批游士型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秩序消费者，却把全部时间用于头脑风暴式的智力活动中取，而且还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当好的生活。 这种现象不是世界历史的正常状态，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总是非常短。 沃尔城、巴比伦和罗马城都曾出现过这样一批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然后他们都迅速消失了。 原因当然是他们在演化博弈中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所以必须在秩序高度丰盈，人人都有面包到处扔的时候才能出现。
他们对科技的想法是把人类看成非常理性的东西。 但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理性是边界条件非常强的。 简单的说，如果在你的谈话当中很少看到宗教迷信这些活动的影子，那么你必定处在非常安全的环境中。 如果处在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你要么就是极度虔诚的宗教信徒，像17世纪的荷兰新教徒那样随时准备着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死。 要么就是像我刚才描绘的原始部落民一样，举头三尺有神明，做错一个手势都要担心害怕各种小鬼作祟，随时提心吊胆。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走私毒品的、混黑道的、杀人越货的这些提着脑袋做事的人，有几个不拜观音不拜关公的。 理性的科学态度只能产生于高度确定性和高度安全的环境当中，只有世界大都市的少数人才能享受这种安全，他们一旦脱离原有环境，立刻就会发生像哲学的位积的作者描绘的那种古罗马哲学家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进入兵荒马乱的蛮族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所有真相。 那时，他过去习得的世界大都市的理性主义习惯还保留着使他不能像普通的迷信者那样去拜各种小神，但他颠沛流离的命运必然会促使他寻找像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的安慰，使他可以视死如归，在活着的时候心灵有所寄托。
理性是极度脆弱的东西，而且理性可能不止一种，它对历史积分和边界条件的要求极高，我们认为理性的东西其实只是过去无数时代的经验和你个人在生活中的各种博弈经验画出的一个小小空白圈子。 是一个像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那样的东西，是武将们和高僧们在刀头舔血危险的政治生涯结束后暂时休养身心的场所。 像贾宝玉的大观园一样，大观园以外就是污秽的世界，黄金茶室以外就是血腥的战争，黄金茶室使他们得以修身养性。 这个黄金茶室的大小取决于边界条件能够允许的大小，到一定程度，这个黄金茶室就根本无法维持。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有极少数人终身走不出黄金茶室，这就是边界条件非常高了。
边界条件和历史积分稍微改变一点，产生出来的理性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理解的理性是一种17世纪的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出来的理性，它跟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在麦蒙那个时代和安拉公正派哲学家活动时代所提倡的，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性是不一样的。
尽管这两种理性相似的程度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的，因为它们在哲学上都是希腊哲学的直接后裔，所以等于说是非常近的表兄弟关系了。 但是它们从同一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断出来的理性还是跟我们从休莫和洛克时代接受下来的这种理性截然不同。 所谓的理性很可能是不止一种的，有的理性可能就是商纣王或者玛雅巫师所设计的那种理性，它们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排布它们的力法，排布它们的巫术法力，排布它们坟墓的方位之类的，这都是有一定法力的。 这在它们的世界当中都是高度理性的东西，对于它们来说这就是科学技术，而且一定是灵验了很多年的科学技术，才能这样心安理得的一路使用下去，我们所认为理性的东西背后都是有边界条件的。
就好像外科手术技术，最简单的说，如果你不能做到无菌消毒的话，那比不做还要糟，没有这些边界条件，所有技术都会变成破了产的巫术，而这些边界条件都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稍稍改变一个值，你就做不到。 例如西方十九世纪末期产生出来的那种消毒技术，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但医院已经能够做到无菌环境了，出了欧洲你就很难执行，比如到了印度或者清国的话，医院搞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只要传教士走了，本地土着的助手尽管同样也有传教士医生手里的所有化学药品之类的，但他就是不可能按照清教徒那种认真负责的方式把各个地方都清理干净。
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做细菌培养实验，都是要用抗生素杀菌的，但这个其实是不必要的，早在抗生素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通过严格的操作指南，避免穷植培养剂被杂菌污染的各种技术。 现在是因为抗生素产生出来变得没有必要，大家都忘掉了，就像抗生素产生以前产生的那些抗菌血清，弑菌体之类的都被打入冷宫一样，这只是一个成本问题，并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用或者不能用。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像法利塞人吃饭一样，耶稣和法利塞人争论说你怎么吃饭不洗手，那些东西是宗教仪式，但毫无疑问同时也是卫生礼仪。 在古代社会的环境中，使用那些仪式确实能使你洁净。这个洁净不是纯粹心灵性质的，而是确实能使你的食物保持干净。犹太人和穆斯林比如吃肉、要放血和各种各样的节食之类的规矩，肯定在当时极大的减少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信仰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群体在卫生和健康条件上比那些异教徒获得重大优势。 于是又反过来支持了那些异教徒和拜偶像者都是坏人，因此受到了上帝和真主的惩罚的理论。这些复杂的规矩对于一个心不诚，只是来打杂的土着来说，它是执行不了的。你只有真心相信它这一套，才会一五一十的像犹太教祭司对待约贵一样，老老实实去执行每一个步骤。
一个随随便便来打杂的印度人或者清国工人的话，他也就是拿工资的人。传教士盯着他，他就好好干活，传教士一走，他就好像放了假一样，然后他搞出来的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传教士医院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以为它能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背后的西方文化的支持力量仍然足够强大，能够设置出严格的边界条件和路径积分的缘故。理性和科学技术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只要边界条件稍微动一点就不行了，摇动的程度不需要很大。
就只要共产党进了城，无产阶级当了医院的院长，使所有的技术专家因为随时害怕被打成黑五类而不敢说话，他稍微给你胡搞一下，你那个医院立刻就不能用了，只需要这么一点小小的波动，所以他设计的那个系统是天然不稳定的。 这样一个系统在历史上存在过几次，都是迅速的灭亡了。在它能够维持的时间，它也不是只依靠自己就能维持的，它是依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各种边界条件和历史积累才能维持的。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犹太人一方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核，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的负典，包括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最古老的多元文化和理性主义的最古老的传递者。 可以想象，犹太人作为两河文明唯一一个幸存的继承者，他除了把两河文明的所有经典记载在旧约里以外，也把最早的白左知识分子的原型带到了两系文明当中。
所以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这类人，跟抛弃犹太教传统投入启蒙运动的犹太出身的世俗知识分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系大到这个地步，相对于他们在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他们在启蒙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占的百分比是惊人的高。 最后的体现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犹太人和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九成，以至于俄罗斯的保皇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纯粹就是犹太阴谋的产物。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布尔什维克是启蒙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后一步，是解构的极致，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那这种近代西方城市里的犹太居民的解构性来源于哪里呢？他们是中世纪西方国王，例如波兰国王这些人，保护的外邦人的后代，他们并不是本地共同体的后代，而且他们被系统地排斥在以军事义务为内核的贵族职务之外，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生活在共同体当中，却无法尽共同体义务，也不被欢迎尽共同体义务的特殊群体。 这样一个群体由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产生出来的理论必然具有高度结构性。 茨维格有一句话说，犹太人像女人一样，她在辅助位置上才能争光添彩，进入主人的位置上，就会像是所谓女人当家就要家破人亡的意思。 这个实际上就是类似巴比伦、罗马和乌尔那种世界性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的复活，像是从单细胞时代就留下来的线粒体一样。
大城市中的犹太人社区也把早在亚伯拉罕父祖辈就已经产生出来的这种启蒙文化的基因，带进了近现代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希伯来文化的直接后裔，就是说在律法的建构这方面是它的直接后裔，但在解构这一方面也同样是犹太人从最古老的文明当中继承下来的。 这两方面都跟犹太人有特殊关系，所以也无怪乎犹太人自己认为自己是选民的后代了。 让我们回过头再来讨论，假设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真的取代了大部分人类的工作，仅有少数创新性质的工作保留，绝大部分人都不用干，也没有什么活可干的话，那就会产生罗马的面包与禁忌那种状态。
少数负责掌握埃及粮食分配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国家官僚计划经济的实际办事人，一般来说这些人的身份是元首的私人秘书，甚至是元首的家奴，这批人原则上讲身份不过是元首本人的家庭人员，跟元老院的任何议员都不能相比，但面对被架空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却行使了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全部饿死的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就跟原始部落不一样了，面包与禁忌的享有者像原始部落民一样可以用80%的生活来娱乐，但是原始部落民只会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而他们的生死存亡却掌握在元首的家奴手中，他们很容易变成元首家奴的政治工具，例如元首要杀某个元老的时候，就要这些家奴去煽动那些享受面包与禁忌的暴民去执行这个任务。 使元老院残余的权力也无法行使。那么拥有这个权力的政治机器的所有人会很快的像罗马的元首政治变成建筑政治那样摧毁整个文明，使野蛮重新获得胜利。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以给人民发福利为名义裹挟民众破坏宪制的马杜罗查维斯和诸如此类的人干的事情吗？罗马之所以把这个路程走得很长，是因为罗马原来的共和城邦的宪制仍然相当强大，它是一点一点被剥夺了权力的。路程走了很长，直到最后阶段，监察官、执政官、保民官这些人至少还有一点象征性的权力。 而且，古罗马以外的各城邦之间相互制衡的国际性制衡权力也是一点一点衰落的，所以它用了几百年时间。
如果没有这些制衡机制的话，这个过程就会快得多，会以波尔布特一样迅速的速度摧毁它所在的整个文明。 可以想见，现代西方国家的整个民族国家体制，包括选举代议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会像罗马的共和宪制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保护的作用。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替，绝大部分人会忘记这些制度原本存在的意义，转而寻求当下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以前的制度不断侵蚀。那么所谓的民主宪政也就很快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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