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追梦
赫·德索托：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自由意志主义对科学与道德真理的愿景
10-02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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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从西班牙经院学者谈起，阐述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行动、动态效率和经济计算的理解。他批评国家干预与主流经济学方法，并从宗教和伦理角度论证自由社会，最后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愿景。
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非常感谢米塞斯研究所和约瑟夫·萨勒诺的亲切介绍，也感谢邀请我发表这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纪念讲座，庆祝穆瑞·罗斯巴德诞辰一百周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米塞斯研究所发表这场重要的讲座。第一次是在将近三十年前。那是1997年4月，我讲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院哲学渊源。这次我很高兴再次接受约瑟夫的邀请，并带来了各位刚才见到的十位同事和博士生。
谢谢你们前来支持我。谢谢。他们都在任教或从事研究，所在的奥地利学派硕士、博士项目设于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正如各位听到的，这是整个欧盟唯一获得正式批准、学位在全欧盟有效的同类项目。二十年前，批准它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批准了什么。
他们大概想：“哦，这主意不错。有些西班牙人想研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经济。那就赶紧批准吧。”结果，它却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范例。各位已经听我们的成员详细介绍过所谓的“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以及我们每年开展的活动。特别令我们自豪的是，项目迄今已有54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博士论文完成答辩。
会场后面还有我们主要著作的英文版，由劳特利奇、爱德华·埃尔加，以及我的同事巴格斯和豪登主编的麦克米伦奥地利学派丛书出版。这些书每本通常接近一百英镑，今天各位却能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价格购买：每本五美元。这要感谢一家西班牙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它资助我们参加这次重要活动。接下来大约四十分钟，我会概述自己的主要贡献。不过，刚才说“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愿景”时，我说错了。完全说错了。
一条被忽视的思想谱系
不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愿景，而是“那一种”愿景。这就是我们从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所理解的、关于科学与道德真理的自由意志主义愿景。我将集中讲几个基本要点。第一，经济学虽是最晚出现的学科，或者用米塞斯的话说，是最年轻的科学，却已为人类作出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人类第一次借经济学发现并理解：不受制度化、系统性外部强制的自愿社会合作，会产生任何人都无法设计或组织的自发秩序；它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人类无限地繁荣和发展。
这是一条具有根本革命性的讯息。经济学第一次以科学论证表明：任何形式的国家既无必要，也不可行。社会是人们自愿互动的过程，不需要谁来统治，因为它能够自发地调节和组织自身。试图靠社会工程和国家的强制命令协调社会，注定不可能成功，反而造成各种扭曲、社会冲突与暴力，不断阻碍人类进步。第二，经济学已扩展为一整套自由理论；自由是人性最基本的属性与要求。
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的行动都出于自愿，并遵循不侵犯原则，不受外部强制或暴力的支配；这种力量总是由少数人自上而下施加，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行使政治权力，终究只是极少数人。而且，经济学还推翻了托马斯·霍布斯及其追随者有失偏颇的错误叙事。自然状态并非可怕的处境；所谓社会契约从未存在；也无须建立并维持一个国家来强加秩序、保障和平。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人类自然演进的核心，是自发发现自愿交换与和平贸易的巨大好处。
系统而普遍的暴力、战争与恐怖，只是在国家出现后才兴起。在我的论述中，国家是由最反社会、最暴力的人组成的强制机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靠掠夺那些通过劳动与和平交易谋生的人过活。由此，经济学表明，艾蒂安·德·拉博埃西所说的“自愿奴役”，是人类数百年来遭受的一种违背人性的反常状态。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听天由命地服从国家。政府也不再拥有威望的光环；它在智识和道德上并无天然优越性。国家与统治者周围那些知识分子、专家和追随者组成的护卫队，也不该被视为不可质疑。
我们更不该受补贴或特权诱惑，不论它们是真是假；统治者借此收买被剥削者的意志和忠诚，让他们自愿、长久地接受剥削与奴役。第三，奥地利学派使经济科学达到最高的发展水平。如米塞斯一贯暗示的，经济学当然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西班牙经院学者与主观主义
各位知道，奥地利学派立足于现实的分析前提，以每个人的企业家式创造和协调能力为基础，采取动态视角，研究人们自愿互动所形成的自发、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奥地利学派对制度和跨学科问题的关注，也十分重要。重要制度从自发的社会过程中出现，随后又使这个过程得以继续和发展。例如，根植于人性、在国家之外自发发现并发展出来的法律和财产权。还有家庭，这是人类延续和扩展所依托的基本制度。
道德原则如同自由真正的自动驾驶仪；人们将其内化，又通过家庭、其他共同体或宗教机构，代代相传。当然也包括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国家之外自发演进的货币。第四，最早的自发秩序理论家出现在法律领域，代表人物是古典罗马伟大的法学家。他们最先理解社会过程的有机性与演进性，因此在不自觉间也成了最早的经济学家。这一传统在中世纪由天主教会保存下来，经圣托马斯·阿奎那、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努斯和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等思想家，最终影响了十六、十七世纪围绕萨拉曼卡大学形成的西班牙经院学者。
所以罗斯巴德常说，奥地利学派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西班牙学派”。是不是？这些西班牙经院学者其实已经阐明了十项基本原则，构成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恰好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我们来简要回顾这十项原则。
第一，是主观价值论；塞哥维亚主教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早在1555年就已提出，小麦在西班牙和美洲的客观性质虽相同，但美洲的价格更高，因为当地人主观上赋予它更高的价值。由此也能得出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阐述的价格与成本关系：市场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均衡理论误以为的成本决定价格。这些经院学者还认识到，均衡模型及其价格既不现实，也缺乏理论意义，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知识：只有上帝才可能拥有，人绝不可能获得。用拉丁文说，就是“pretium justum mathematicum licet soli Deo notum”，即数学意义上的公正价格，只有上帝知道。耶稣会枢机主教胡安·德萨拉斯于1617年、胡安·德卢戈于1643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比后来早了三百多年。
因此，哈耶克得以得出结论。容我引用他的话：“一门假定人能够掌握根本无法获得的知识的学问，不是科学。”引文到此为止。竞争的动态概念也同样重要：它指卖方之间的竞争过程，根植于赫罗尼莫·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分别于1589年和1597年阐述的动态市场过程观。这与均衡理论中的静态完全竞争模型毫无关系。
货币、银行与知识问题
西班牙经院学者也对资本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并研究商业周期以及银行创造的信用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重新发现了时间偏好原则；早在1285年，莱西纳就已提出这一原则。他们还认为，银行家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在犯大罪。所以，所有银行家都该下地狱。他们通过创造银行存款，创造出一种虚拟货币；莫利纳先生用拉丁文称之为“chirographic pecuniarum”。
也就是只以书面记载存在于银行账簿中的货币。它只存在于银行账簿中，却会扭曲相对价格结构、制造泡沫，引发严重经济危机，最终使一切崩塌。这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和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的原话；他们在十六世纪就生动地解释了这一过程。简言之，经院学者认识到，靠强制命令组织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号施令者不具备使这些命令能够协调社会所需的信息。他们还发现，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而危害极大的税；公民既不知情，也未同意，因此它源于暴政行为。
按照弑暴君理论，这甚至可以成为刺杀国王的理由。这一思想最初由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者提出；他们在1521年被暴君查理五世击败。近一个世纪后，胡安·德马里亚纳神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整条具有奥地利学派先声的经院思想脉络，也传播到了美洲，尤其是新建立的利马圣马科斯大学。一个月后，我还将从这所左翼大学获得荣誉学位。还有1551年建立的墨西哥城大学。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求学的优秀经院学者门生，后来都在这些大学担任了重要教职。最后，这对在座的美国人尤其重要：两个世纪后，我们经院学者的学说又通过胡安·德马里亚纳的著作传到北美。他对托马斯·杰斐逊及美国开国元勋影响深远；他们恰好在250年前宣布独立。
企业家行动与自发协调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谈谈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对我而言，经济学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而这些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我自己的贡献；当然，它们并非全由我首创。正如各位接下来会看到的，我只是在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优良传统。首先，人类合作会自发发生，无须任何人从外部以强制手段组织。
这是因为人具有企业家式的创造能力，会不断发现周围环境中形形色色的获利机会。每个机会都意味着人的行为此前存在某种未被察觉的失调；只有相应的企业家行动发现并克服它，失调才会消除。企业家行动总源于创造性的张力，以及对外部世界事件本质上主观的诠释。因此，任何人工智能算法都无法复制这一行动。换言之，同样的客观事件可以有许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在相应的企业家过程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正确；结果只能以主观意义上的利润来检验。无论如何，每一次企业家行动，首先都会创造原本不存在的信息，即有关获利机会的信息；这一机会源于先前未被察觉的失调。
其次，这些知识会直接传给参与企业家行动的人，也会借市场价格等一系列制度和信号间接传播。第三，参与者会主动学习，协调先前的失调；也就是说，他们自愿地、为自身利益而依照他人的需要调整行为。例如，他们发现，通过专业分工，并和平交换各自的劳动成果，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发现纯粹企业家行动的本质，理解其中的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以及对人类共处中不断产生的失调所作的自发协调，是经济科学给予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它说明，推动人口增长与文明扩展的自愿社会合作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国家强制体制。
动态效率、正义与道德
经济学的另一项根本贡献，是动态效率这一概念。我所说的动态效率，是人类创造力不断扩展的过程，企业家协调也是如此；它们只有在特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框架内才会出现。这一框架建立在一项伦理原则之上：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将其企业家创造力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人有权拥有自己创造、此前并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人权。因此，正确理解的动态效率、道德和正义，彼此不可分割。
或者说，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正义与道德，才能激发并产生效率。与此同时，从经济意义上说具有动态效率的事物，也不可能是不公正或不道德的。这一切还表明，社会世界存在一个内在统一的秩序；理论、伦理和历史这三个研究层面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对我们追求真理至关重要。
国家主义为何无法协调社会
最后，经济科学的另一项关键贡献——奥地利经济学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或者说，还是别只谈社会主义了。国家主义也不可能实现：国家无法兑现它关于组织和协调社会的承诺。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协调需要海量信息，国家无法取得；它们分散在每天参与社会进程、彼此互动的八十亿人脑中。
第二，这些信息具有默会且难以言说的性质，无法以客观形式传递。第三，信息并非现成给定，也不是静止不变，而是随着人的创造活动不断变化；今天无法传递明天才会产生的信息；国家干预机构恰恰需要它，所谓专家若要今天指挥社会、实现明天的目标，也同样需要。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命令具有强制性质，会阻碍企业家创造力，因而阻断国家机关自己所需的信息的生成；没有这些信息，它的命令就不可能产生协调作用。总之，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与强制。强制阻碍企业家创造、发现并调适人类行为，也妨碍信息的产生及自由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些价格让经济计算成为可能——乔·萨勒诺一直在等这个关键词。
经济计算与社会协调成为可能。因此，国家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从科学意义上讲也不可能奏效。
自由尚未完成的革命
迄今为止，这些科学贡献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惯性，只产生了极其局部、不完善而有限的影响。数百年来，社会政治现实始终以国家和统治者的强制权力，以及公民或多或少逆来顺受的臣服为特征。即便产生过影响，程度也极为有限。最多不过是一系列天真的自由主义革命；它们傲慢而未能成功，试图通过政治宪法分开并限制国家和统治者的权力，抱歉，包括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制度；目标终究无法完成。在某些地方和历史时刻，人类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至少部分摆脱国家，开辟了自由新路。工业革命就是起点；它不过是经济学启发的、尚未完成的自由革命的第一章。今天八十亿人在繁荣和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看似相当可观，事实也确实如此。倘若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和人口规模，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只要人类充分利用并全面践行经济科学的教导，这一切就可能实现。
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可以在受国家奴役和支配的环境中人少而贫穷，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人多而富裕。从人口的角度看，地球几乎还是空的。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可以住进一块地方，它的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州，人口密度则与布鲁塞尔相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一个每天由八百亿乃至八千亿人推动的自由市场里，会出现怎样的繁荣。经济学解释并证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所以越来越富裕，从来不是靠国家刻意制定的强制计划，也不是靠平均分配收入、增加公共开支，或靠补贴、债务和通胀；它只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
因此，人类若要拥有未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领会经济学为追求人类自由所提供的教训和核心讯息。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揭露并仔细分析那些强大的伪科学、反革命势力；它们已被动员起来，阻止经济科学所导出的自由理论向前发展。这些势力来源各异，却都指向同一目标：为国家强制辩护，并不惜代价维持它，还要给它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它们受到许多空想家、思想家和所谓专家那种“致命的自负”驱使。这些人自以为足够聪明，能借国家的暴力和强制权力纠正自发的市场秩序。再加上一批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官僚及其追随者，他们不断操弄一个早已习惯于服侍国家的人类社会。
对他们来说，维持国家主义、确保经济学传达的自由讯息永远无法胜出，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列举侵入经济科学、如致命病毒般蔓延的几股反动伪科学思潮；用哈耶克的话说，它们构成了“科学的反革命”。
科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种伪科学，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恰当地应用于经济科学。自然科学把研究对象当作外在于研究者、可以测量和量化的事物；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人们自愿行动的含义。鉴于人的本性具有创造力，所谓经验证据，充其量只有表面、局部且始终受特定历史情境制约的价值。用巴斯夏的话说，只看到“看得见的”，或者自以为看见的，却看不到“看不见的”。
更糟的是，这种方法总会暗含一个前提：人只是研究对象，可以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部物质一样受到操纵。于是，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要改善世界，国家及统治者就必须动用强制权力，去操弄他们在特定历史经验快照中自以为看见的东西。然而，这些经验快照无法捕捉自发社会过程深层的动态本质，更无法捕捉自发发生、用于解决和协调各种问题的过程。第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伪科学，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学系。它声称只有自己的方法——基于均衡、最大化和条件恒定的原则——才是真正的科学。其假设本已脱离现实，还进一步依赖一种简化现实的数学语言。这种语言是为自然科学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却不适合经济科学，因为它容不下主观时间和企业家创造力等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伪科学时，研究的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像机器企鹅一样的理想类型。即使在最复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这些“企鹅”也只能像经济电子游戏里的角色，随着事件和国家强制而移动、作出反应。新古典伪科学看似愈发精密，仍无法解释现实世界无比复杂的面貌；它以两种同样损害人类自由的方式，反对自发市场秩序的观念。一方面，它鼓吹中央银行、国家和政府实施强制性的社会工程，以精细调控把现实推向模型里的数学最优状态。另一方面，它把现实中一切它认为与模型不符的现象，通过经验研究拿去对照幽灵般的完全均衡与调整模型，统统标作“市场失灵”。还请注意，新古典伪科学依赖并利用前一种伪科学的经验研究，也就是实证主义，以此为反人类自由、支持国家强制的结论辩护。
因此，实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联起手来，在反动议程中彼此助长。
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与马牌主义
第三种伪科学是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单是宏观分析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偏见，倾向于为国家干预、攻击和强制自发市场秩序与人类自由辩护。正如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奖领奖演讲中所说，宏观经济学家忽视了自己无法测量的一切，尤其是真正重要的经济过程和理论。与此同时，他们相信某些并无真实经济含义的总量概念确实存在，可以据此收集经验信息或证据，再进行操弄和统计处理。宏观经济学伪科学再次与实证主义伪科学携手，在这场反革命反扑中互相强化。
此外，凯恩斯主义尤其有害。它不仅断然否认创造性企业家活动和自发市场秩序的协调能力，还建立了一整套——当然仍是均衡的——永久失业模型，借此为国家以各种财政和货币操纵方式强制干预人的生活辩护。此外，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伪科学依附于新古典学派的科学主义方法，并受其强化，以致所谓“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二十世纪成为经济学内部主要的反动运动。不过，我们把马牌主义伪科学近乎宗教式的神秘主义留到了最后。因为从科学意义上说，马牌主义尚未诞生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它刚出现，就遭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引领的主观主义革命在理论上的驳斥。从一开始，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时间偏好与资本理论，就揭示了马牌主义的矛盾和严重科学错误，同时暴露了它鲜明的思想欺诈性质。苏联及几乎所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印证了这种思想欺诈，而在此前数十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这完全符合奥地利学派自米塞斯1920年的论述起逐步发展的“国家主义不可能实现”理论，也成为永远钉死马牌主义伪科学的最后一颗棺材钉。
自由阵营中的“有用的天真者”
最后，在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些杰出经济学家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他们虽捍卫自由与市场经济，却可借用米塞斯的说法，称作“有用的天真者”。有些人，我更想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但这话或许太重了，还是删掉吧。“有用的天真者”。因为他们虽然公开反对猖獗的国家主义、捍卫自由，却哪怕只是部分接受了前述反动伪科学思潮的某些主张。最终，他们常常无意间、也违背自身意愿，为本学科内的国家主义反扑增添了动力和弹药。例如，他们执意向国家献策，设法让国家运转得更有效率、把它根本不该做的事情做得稍微好一些。
举例说，这类“有用的天真者”包括我的朋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他曾赞赏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甚至赞赏其人道精神，并主张国家主导的渐进式社会工程。还有乔治·斯蒂格勒；他过去也和我一样，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当然，那个学社里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再说斯蒂格勒，他声称，只有经验证据才能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运作。实际上，斯蒂格勒不过是逐字照搬弗兰克·奈特的话：经济科学对社会主义没有论据，也无话可说。
那只是政治学和经验研究该处理的问题。天哪，这人真糟糕。再泛泛说来，芝加哥学派那些人也糟透了，以加里·贝克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贝克尔认为，只有严格局限于新古典伪科学所特有的均衡、条件恒定和最大化框架内的经济学，才算真正的经济科学。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了。
不，我们才是在科学之内。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是他们。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情况或许更严重。他真诚热爱自由，在媒体上热烈而广泛地支持自由市场；但他的伪科学方法却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总量分析，立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全盘接受不现实的假设。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才犯下一连串科学错误；尽管违背了他的本意，这些错误却一再助长国家干预。以至哈耶克不得不得出结论：继凯恩斯的《通论》之后，对经济科学、当然还有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书，就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所以我希望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还要在炼狱里待上四五千年。
当然，别直接下地狱。但愿我们终会在天堂见到他，只是那要等到几千年以后。
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局限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也充当了“有用的天真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纲领在理论上行不通，因为它本身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问题恰恰在于，他们认为国家有存在的必要，并接受国家——哪怕只是最小国家——即制度性强制的垄断机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重大错误，其实十分根本。他们相信一种政治行动纲领和经济学说，既想限制国家权力，又接受国家，甚至认为国家必不可少。
但经济科学已经表明，国家并非必要；国家主义即使采取最小形式，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依人的本性，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另一方面，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既天真，也不可能实现。米塞斯早已警告我们，民主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时才可能运作。当然，这不可能，因为民主本身会鼓励并放大收买选票和党派利用权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自由民主”自相矛盾；就像哈耶克说的“方形的圆”“炽热的雪”，或“处女妓女”一样荒谬。甚至哈耶克也认为，如果把民主理解成多数人行使绝对权力——古希腊语中的 kratos——它就无法运作。
因此，民主一再蜕变成依靠谎言的恶劣制度，并不令人意外；它还用通过征税取得的钱收买选票。事实上，国家如磁铁一般，吸引人性中最坏的欲望和恶习。因为人们会试图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攫取别人创造的收益。特权集团、政府短视和收买选票，再加上政客的狂妄自大、官僚机构的不负责与盲目，酿成危险、不稳定、随时可能爆发的混合物，反复遭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冲击。政客却借危机扩大干预，使问题更糟。因此，国家主义腐蚀整个社会，同时阻碍自由市场自发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国家崇拜与宗教
事实上，国家已成为几乎人人投靠和膜拜的偶像。“国家崇拜”是我们时代最严重、最危险的社会病。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必须由国家发现并解决。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人们期待掌权的政客保障我们福祉所需的一切。人因此一直不成熟，甚至反抗自身的创造本性；正是这种本性让未来始终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想要一颗水晶球，既告诉自己将发生什么，又保证有人替自己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政客乐见大众被如此幼儿化，因为这能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并确保其人气、支配地位与控制能力。此外，大批知识分子、所谓专家和社会工程师，也加入了这场傲慢的权力狂欢。甚至教会——我说“教会”，当然指的是天主教会——甚至教会及最受尊敬的宗教派别，也未能认识到，如今国家崇拜是自由、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所面临的首要威胁。
国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受众人膜拜的假偶像；它既不许人类摆脱控制，也不容许人们效忠不受它支配的道德或宗教原则。公众还被蒙在鼓里：社会冲突与罪恶的真正源头是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却被当作替罪羊，遭受严厉谴责，就连道德与宗教领袖也往往如此。几乎没有人识破这种欺骗，或敢于指出，国家崇拜是本世纪对宗教、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主要威胁。教会内部或许有一个重要例外，即本笃十六世所著的杰出作品《纳匝肋的耶稣》。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反基督者”的制度化身。任何稍懂历史、又读过这位前教皇关于恶者最严峻诱惑的论述的人，都应看得明白。接下来，我要直接引用拉青格的话。
“诱惑者并不粗陋到直接要求我们膜拜魔鬼。他只是建议我们选择理性的方案：宁取一个规划周全、井然有序的世界。上帝可以在其中作为个人的精神事务占有一席之地，却不能干预我们的根本目标。”索洛维约夫让“反基督者”写了一本书，名叫《通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坦途》。它成了新的《圣经》，核心讯息是膜拜福祉与国家的理性规划。
引文到此为止。因此，难怪《魔戒》的伟大作者 J. R. R.——托尔金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我完全认同。他甚至说，只要有人敢说出“国家”一词，他就要将其抓起来。因为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和系统性的强制；它针对的是人最深处的本质，也就是自由、创造性和自发地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国家在本质上不道德，国家主义构成了人类面临的首要威胁。
上帝、自由与自发秩序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可以转入一段神学讨论：为何拆解国家是一项逻辑与道德上的必要之举，并与上帝的事业不可分割。我完全理解，在这场演讲中提到上帝，可能让在座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想请不信上帝的朋友也帮我个忙：为了接下来的论证，请发挥想象，在随后几分钟里假定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我们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指的是出于爱而创造万物的至高存在。
上帝最重要的造物，正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如果说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富于创造性的企业家能力：发现、洞察并创造新事物、新目标和新行动的能力。现在我还要更进一步，尝试证明：上帝不仅是出于爱创造万物的至高者，而且，上帝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说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上帝作为整个宇宙的主宰，对宇宙拥有绝对权力。
然而他选择不用武力，始终让其造物自由；他甚至赋予人反抗他的自由。即便如此，上帝仍一次次宽恕人类，允许他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上帝总让他创造的宇宙自发运行。“放任自由，任其通行，世界自会运转”，可以成为我们这位自由意志主义上帝的座右铭。尽管人类一次次试探上帝，要求他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力，情况依然如此。
我们要求他给出明确、无可争辩的存在与至高权力的证据，好让我们相信他。但上帝当然不会接受我们的挑战。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爱与自由不可分割。倘若上帝用一场明白无误的灾变强迫人皈依，就完全违背了他出于爱而赋予人的自由。
再者，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曾对一位惶恐的罗马国家官员——也是负责审判他的人——这样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两种王国？一种是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层面上具有正当性。
别忘了“凯撒的归凯撒”。另一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迄今为止流行的标准解释，但我认为它完全错了。上帝的国与尘世的王国或国家截然相反，从不系统地诉诸暴力与强制。这个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是出于无尽的怜悯与爱，白白赐予我们的。
“上帝就是爱。”正如可恨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上帝的国也将拆解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尘世的国家。或者如圣——保罗所说，它将废除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权能的。因为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干预主义》一书中提出“毁灭主义”一词，描述国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倘若米塞斯所谓“国家主义毁灭主义”所代表的恶得逞，人类和文明早就消失了。尽管国家主义对人类有巨大的诱惑力，社会合作仍在延续，甚至在某些时代和地区繁荣，这清楚表明，上帝没有抛弃世界，也没有让自由意志主义者独自对抗邪恶。自由、不侵犯原则和市场自发秩序代表善，企业家创造与协调，尤其是道德原则，也代表善；它们在上帝帮助下能够胜过国家主义理想的致命自负，以及它造成的毁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革命
现在，我想以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一些思考结束演讲。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如今最重要的思想与道德事件，是基督教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合。请把这句话记下来。因为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无政府资本主义最纯粹地体现市场自发秩序；所有服务，包括法律、司法和公共秩序，都由自愿社会合作的过程提供。
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力和企业家协调的动力，能够进入所有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与正义将一同提升，而国家制造的冲突、低效与失调则会从根源上消除。逐步废除国家，以由私人机构组成的动态网络取而代之，让它们支持不同的法律体系、提供各种预防与防卫服务，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但别忘了：恰恰有一件事使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无国家的未来——企业家活动的创造性。它也让我们安心：企业家创造力终会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十八、十九世纪旧古典自由主义者针对旧制度发起的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中找到了自然的延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讯息显然是革命性的。我是一个革命者。它的目标是革命性的：拆解国家，代之以由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组成的竞争性市场过程。它的手段也是革命性的，尤其体现在科学、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首先，是经济科学领域的革命：经济学将成为扩展至所有社会领域的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
其次，是经济与社会革命。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在彻底摆脱国家主义的企业家环境中，人类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作出多少发现。当人们越来越看清国家的扭曲性质，认识到国家束缚自己、每天扼杀多少可能性，其对企业家创造力的压制会激起倍增的改革和拆解国家的呼声，并创造一个我们尚不了解、却可能把文明推向难以想象高度的未来。最后，是政治革命。日常政治斗争固然重要，却不应是首要任务。确实，我们应始终支持干预最少的选项，并在长期的民主限权努力中，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明确结盟；即使这种努力终究不可能成功。但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多。他知道最终目标是彻底拆解国家。这一目标需要他在日常生活中投入全部想象力与政治行动力。
米莱与未来
这里不能不提我们马德里奥地利经济学硕士项目的学生，也是追随者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他传播奥地利学派原则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理想的影响，前所未有。他在每次公开露面时，都不断引用、详细解释并捍卫这些原则；从联合国、达沃斯论坛，到会见别国元首，走进大学与议会，他甚至会把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我自己的重要著作赠予对方。例如，他就曾把书送给两位教皇，方济各和良十四世，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等等。甚至埃隆·马斯克。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米莱在很大程度上，如他常说的，出自马德里奥地利学派，也持续从我们这里获得启发。这一切都伴随着追求科学与道德真理的不懈热情。借用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所激发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前方是巨人还是风车，我们头盔上的羽饰，都由坚韧与信念之风引航。”我们总在创造未来。它今天看似遥远，却随时可能迈出连最乐观的人都意想不到的巨大步伐。历史已进入加速变迁的进程，它不会停歇；当人类终于彻底摆脱国家，让它只作为悲惨的黑暗历史遗迹留下，历史便会翻开新章。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可能很高兴。谢谢。不客气。
谢谢。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是西班牙经济学家，任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货币与银行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等议题。其著作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职能》和《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
赫·德索托：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自由意志主义对科学与道德真理的愿景
10-02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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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从西班牙经院学者谈起，阐述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行动、动态效率和经济计算的理解。他批评国家干预与主流经济学方法，并从宗教和伦理角度论证自由社会，最后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愿景。
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非常感谢米塞斯研究所和约瑟夫·萨勒诺的亲切介绍，也感谢邀请我发表这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纪念讲座，庆祝穆瑞·罗斯巴德诞辰一百周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米塞斯研究所发表这场重要的讲座。第一次是在将近三十年前。那是1997年4月，我讲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院哲学渊源。这次我很高兴再次接受约瑟夫的邀请，并带来了各位刚才见到的十位同事和博士生。
谢谢你们前来支持我。谢谢。他们都在任教或从事研究，所在的奥地利学派硕士、博士项目设于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正如各位听到的，这是整个欧盟唯一获得正式批准、学位在全欧盟有效的同类项目。二十年前，批准它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批准了什么。
他们大概想：“哦，这主意不错。有些西班牙人想研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经济。那就赶紧批准吧。”结果，它却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范例。各位已经听我们的成员详细介绍过所谓的“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以及我们每年开展的活动。特别令我们自豪的是，项目迄今已有54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博士论文完成答辩。
会场后面还有我们主要著作的英文版，由劳特利奇、爱德华·埃尔加，以及我的同事巴格斯和豪登主编的麦克米伦奥地利学派丛书出版。这些书每本通常接近一百英镑，今天各位却能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价格购买：每本五美元。这要感谢一家西班牙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它资助我们参加这次重要活动。接下来大约四十分钟，我会概述自己的主要贡献。不过，刚才说“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愿景”时，我说错了。完全说错了。
一条被忽视的思想谱系
不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愿景，而是“那一种”愿景。这就是我们从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所理解的、关于科学与道德真理的自由意志主义愿景。我将集中讲几个基本要点。第一，经济学虽是最晚出现的学科，或者用米塞斯的话说，是最年轻的科学，却已为人类作出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人类第一次借经济学发现并理解：不受制度化、系统性外部强制的自愿社会合作，会产生任何人都无法设计或组织的自发秩序；它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人类无限地繁荣和发展。
这是一条具有根本革命性的讯息。经济学第一次以科学论证表明：任何形式的国家既无必要，也不可行。社会是人们自愿互动的过程，不需要谁来统治，因为它能够自发地调节和组织自身。试图靠社会工程和国家的强制命令协调社会，注定不可能成功，反而造成各种扭曲、社会冲突与暴力，不断阻碍人类进步。第二，经济学已扩展为一整套自由理论；自由是人性最基本的属性与要求。
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的行动都出于自愿，并遵循不侵犯原则，不受外部强制或暴力的支配；这种力量总是由少数人自上而下施加，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行使政治权力，终究只是极少数人。而且，经济学还推翻了托马斯·霍布斯及其追随者有失偏颇的错误叙事。自然状态并非可怕的处境；所谓社会契约从未存在；也无须建立并维持一个国家来强加秩序、保障和平。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人类自然演进的核心，是自发发现自愿交换与和平贸易的巨大好处。
系统而普遍的暴力、战争与恐怖，只是在国家出现后才兴起。在我的论述中，国家是由最反社会、最暴力的人组成的强制机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靠掠夺那些通过劳动与和平交易谋生的人过活。由此，经济学表明，艾蒂安·德·拉博埃西所说的“自愿奴役”，是人类数百年来遭受的一种违背人性的反常状态。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听天由命地服从国家。政府也不再拥有威望的光环；它在智识和道德上并无天然优越性。国家与统治者周围那些知识分子、专家和追随者组成的护卫队，也不该被视为不可质疑。
我们更不该受补贴或特权诱惑，不论它们是真是假；统治者借此收买被剥削者的意志和忠诚，让他们自愿、长久地接受剥削与奴役。第三，奥地利学派使经济科学达到最高的发展水平。如米塞斯一贯暗示的，经济学当然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西班牙经院学者与主观主义
各位知道，奥地利学派立足于现实的分析前提，以每个人的企业家式创造和协调能力为基础，采取动态视角，研究人们自愿互动所形成的自发、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奥地利学派对制度和跨学科问题的关注，也十分重要。重要制度从自发的社会过程中出现，随后又使这个过程得以继续和发展。例如，根植于人性、在国家之外自发发现并发展出来的法律和财产权。还有家庭，这是人类延续和扩展所依托的基本制度。
道德原则如同自由真正的自动驾驶仪；人们将其内化，又通过家庭、其他共同体或宗教机构，代代相传。当然也包括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国家之外自发演进的货币。第四，最早的自发秩序理论家出现在法律领域，代表人物是古典罗马伟大的法学家。他们最先理解社会过程的有机性与演进性，因此在不自觉间也成了最早的经济学家。这一传统在中世纪由天主教会保存下来，经圣托马斯·阿奎那、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努斯和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等思想家，最终影响了十六、十七世纪围绕萨拉曼卡大学形成的西班牙经院学者。
所以罗斯巴德常说，奥地利学派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西班牙学派”。是不是？这些西班牙经院学者其实已经阐明了十项基本原则，构成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恰好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我们来简要回顾这十项原则。
第一，是主观价值论；塞哥维亚主教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早在1555年就已提出，小麦在西班牙和美洲的客观性质虽相同，但美洲的价格更高，因为当地人主观上赋予它更高的价值。由此也能得出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阐述的价格与成本关系：市场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均衡理论误以为的成本决定价格。这些经院学者还认识到，均衡模型及其价格既不现实，也缺乏理论意义，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知识：只有上帝才可能拥有，人绝不可能获得。用拉丁文说，就是“pretium justum mathematicum licet soli Deo notum”，即数学意义上的公正价格，只有上帝知道。耶稣会枢机主教胡安·德萨拉斯于1617年、胡安·德卢戈于1643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比后来早了三百多年。
因此，哈耶克得以得出结论。容我引用他的话：“一门假定人能够掌握根本无法获得的知识的学问，不是科学。”引文到此为止。竞争的动态概念也同样重要：它指卖方之间的竞争过程，根植于赫罗尼莫·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分别于1589年和1597年阐述的动态市场过程观。这与均衡理论中的静态完全竞争模型毫无关系。
货币、银行与知识问题
西班牙经院学者也对资本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并研究商业周期以及银行创造的信用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重新发现了时间偏好原则；早在1285年，莱西纳就已提出这一原则。他们还认为，银行家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在犯大罪。所以，所有银行家都该下地狱。他们通过创造银行存款，创造出一种虚拟货币；莫利纳先生用拉丁文称之为“chirographic pecuniarum”。
也就是只以书面记载存在于银行账簿中的货币。它只存在于银行账簿中，却会扭曲相对价格结构、制造泡沫，引发严重经济危机，最终使一切崩塌。这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和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的原话；他们在十六世纪就生动地解释了这一过程。简言之，经院学者认识到，靠强制命令组织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号施令者不具备使这些命令能够协调社会所需的信息。他们还发现，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而危害极大的税；公民既不知情，也未同意，因此它源于暴政行为。
按照弑暴君理论，这甚至可以成为刺杀国王的理由。这一思想最初由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者提出；他们在1521年被暴君查理五世击败。近一个世纪后，胡安·德马里亚纳神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整条具有奥地利学派先声的经院思想脉络，也传播到了美洲，尤其是新建立的利马圣马科斯大学。一个月后，我还将从这所左翼大学获得荣誉学位。还有1551年建立的墨西哥城大学。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求学的优秀经院学者门生，后来都在这些大学担任了重要教职。最后，这对在座的美国人尤其重要：两个世纪后，我们经院学者的学说又通过胡安·德马里亚纳的著作传到北美。他对托马斯·杰斐逊及美国开国元勋影响深远；他们恰好在250年前宣布独立。
企业家行动与自发协调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谈谈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对我而言，经济学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而这些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我自己的贡献；当然，它们并非全由我首创。正如各位接下来会看到的，我只是在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优良传统。首先，人类合作会自发发生，无须任何人从外部以强制手段组织。
这是因为人具有企业家式的创造能力，会不断发现周围环境中形形色色的获利机会。每个机会都意味着人的行为此前存在某种未被察觉的失调；只有相应的企业家行动发现并克服它，失调才会消除。企业家行动总源于创造性的张力，以及对外部世界事件本质上主观的诠释。因此，任何人工智能算法都无法复制这一行动。换言之，同样的客观事件可以有许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在相应的企业家过程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正确；结果只能以主观意义上的利润来检验。无论如何，每一次企业家行动，首先都会创造原本不存在的信息，即有关获利机会的信息；这一机会源于先前未被察觉的失调。
其次，这些知识会直接传给参与企业家行动的人，也会借市场价格等一系列制度和信号间接传播。第三，参与者会主动学习，协调先前的失调；也就是说，他们自愿地、为自身利益而依照他人的需要调整行为。例如，他们发现，通过专业分工，并和平交换各自的劳动成果，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发现纯粹企业家行动的本质，理解其中的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以及对人类共处中不断产生的失调所作的自发协调，是经济科学给予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它说明，推动人口增长与文明扩展的自愿社会合作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国家强制体制。
动态效率、正义与道德
经济学的另一项根本贡献，是动态效率这一概念。我所说的动态效率，是人类创造力不断扩展的过程，企业家协调也是如此；它们只有在特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框架内才会出现。这一框架建立在一项伦理原则之上：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将其企业家创造力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人有权拥有自己创造、此前并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人权。因此，正确理解的动态效率、道德和正义，彼此不可分割。
或者说，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正义与道德，才能激发并产生效率。与此同时，从经济意义上说具有动态效率的事物，也不可能是不公正或不道德的。这一切还表明，社会世界存在一个内在统一的秩序；理论、伦理和历史这三个研究层面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对我们追求真理至关重要。
国家主义为何无法协调社会
最后，经济科学的另一项关键贡献——奥地利经济学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或者说，还是别只谈社会主义了。国家主义也不可能实现：国家无法兑现它关于组织和协调社会的承诺。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协调需要海量信息，国家无法取得；它们分散在每天参与社会进程、彼此互动的八十亿人脑中。
第二，这些信息具有默会且难以言说的性质，无法以客观形式传递。第三，信息并非现成给定，也不是静止不变，而是随着人的创造活动不断变化；今天无法传递明天才会产生的信息；国家干预机构恰恰需要它，所谓专家若要今天指挥社会、实现明天的目标，也同样需要。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命令具有强制性质，会阻碍企业家创造力，因而阻断国家机关自己所需的信息的生成；没有这些信息，它的命令就不可能产生协调作用。总之，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与强制。强制阻碍企业家创造、发现并调适人类行为，也妨碍信息的产生及自由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些价格让经济计算成为可能——乔·萨勒诺一直在等这个关键词。
经济计算与社会协调成为可能。因此，国家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从科学意义上讲也不可能奏效。
自由尚未完成的革命
迄今为止，这些科学贡献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惯性，只产生了极其局部、不完善而有限的影响。数百年来，社会政治现实始终以国家和统治者的强制权力，以及公民或多或少逆来顺受的臣服为特征。即便产生过影响，程度也极为有限。最多不过是一系列天真的自由主义革命；它们傲慢而未能成功，试图通过政治宪法分开并限制国家和统治者的权力，抱歉，包括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制度；目标终究无法完成。在某些地方和历史时刻，人类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至少部分摆脱国家，开辟了自由新路。工业革命就是起点；它不过是经济学启发的、尚未完成的自由革命的第一章。今天八十亿人在繁荣和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看似相当可观，事实也确实如此。倘若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和人口规模，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只要人类充分利用并全面践行经济科学的教导，这一切就可能实现。
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可以在受国家奴役和支配的环境中人少而贫穷，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人多而富裕。从人口的角度看，地球几乎还是空的。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可以住进一块地方，它的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州，人口密度则与布鲁塞尔相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一个每天由八百亿乃至八千亿人推动的自由市场里，会出现怎样的繁荣。经济学解释并证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所以越来越富裕，从来不是靠国家刻意制定的强制计划，也不是靠平均分配收入、增加公共开支，或靠补贴、债务和通胀；它只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
因此，人类若要拥有未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领会经济学为追求人类自由所提供的教训和核心讯息。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揭露并仔细分析那些强大的伪科学、反革命势力；它们已被动员起来，阻止经济科学所导出的自由理论向前发展。这些势力来源各异，却都指向同一目标：为国家强制辩护，并不惜代价维持它，还要给它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它们受到许多空想家、思想家和所谓专家那种“致命的自负”驱使。这些人自以为足够聪明，能借国家的暴力和强制权力纠正自发的市场秩序。再加上一批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官僚及其追随者，他们不断操弄一个早已习惯于服侍国家的人类社会。
对他们来说，维持国家主义、确保经济学传达的自由讯息永远无法胜出，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列举侵入经济科学、如致命病毒般蔓延的几股反动伪科学思潮；用哈耶克的话说，它们构成了“科学的反革命”。
科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种伪科学，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恰当地应用于经济科学。自然科学把研究对象当作外在于研究者、可以测量和量化的事物；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人们自愿行动的含义。鉴于人的本性具有创造力，所谓经验证据，充其量只有表面、局部且始终受特定历史情境制约的价值。用巴斯夏的话说，只看到“看得见的”，或者自以为看见的，却看不到“看不见的”。
更糟的是，这种方法总会暗含一个前提：人只是研究对象，可以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部物质一样受到操纵。于是，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要改善世界，国家及统治者就必须动用强制权力，去操弄他们在特定历史经验快照中自以为看见的东西。然而，这些经验快照无法捕捉自发社会过程深层的动态本质，更无法捕捉自发发生、用于解决和协调各种问题的过程。第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伪科学，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学系。它声称只有自己的方法——基于均衡、最大化和条件恒定的原则——才是真正的科学。其假设本已脱离现实，还进一步依赖一种简化现实的数学语言。这种语言是为自然科学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却不适合经济科学，因为它容不下主观时间和企业家创造力等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伪科学时，研究的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像机器企鹅一样的理想类型。即使在最复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这些“企鹅”也只能像经济电子游戏里的角色，随着事件和国家强制而移动、作出反应。新古典伪科学看似愈发精密，仍无法解释现实世界无比复杂的面貌；它以两种同样损害人类自由的方式，反对自发市场秩序的观念。一方面，它鼓吹中央银行、国家和政府实施强制性的社会工程，以精细调控把现实推向模型里的数学最优状态。另一方面，它把现实中一切它认为与模型不符的现象，通过经验研究拿去对照幽灵般的完全均衡与调整模型，统统标作“市场失灵”。还请注意，新古典伪科学依赖并利用前一种伪科学的经验研究，也就是实证主义，以此为反人类自由、支持国家强制的结论辩护。
因此，实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联起手来，在反动议程中彼此助长。
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与马牌主义
第三种伪科学是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单是宏观分析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偏见，倾向于为国家干预、攻击和强制自发市场秩序与人类自由辩护。正如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奖领奖演讲中所说，宏观经济学家忽视了自己无法测量的一切，尤其是真正重要的经济过程和理论。与此同时，他们相信某些并无真实经济含义的总量概念确实存在，可以据此收集经验信息或证据，再进行操弄和统计处理。宏观经济学伪科学再次与实证主义伪科学携手，在这场反革命反扑中互相强化。
此外，凯恩斯主义尤其有害。它不仅断然否认创造性企业家活动和自发市场秩序的协调能力，还建立了一整套——当然仍是均衡的——永久失业模型，借此为国家以各种财政和货币操纵方式强制干预人的生活辩护。此外，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伪科学依附于新古典学派的科学主义方法，并受其强化，以致所谓“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二十世纪成为经济学内部主要的反动运动。不过，我们把马牌主义伪科学近乎宗教式的神秘主义留到了最后。因为从科学意义上说，马牌主义尚未诞生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它刚出现，就遭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引领的主观主义革命在理论上的驳斥。从一开始，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时间偏好与资本理论，就揭示了马牌主义的矛盾和严重科学错误，同时暴露了它鲜明的思想欺诈性质。苏联及几乎所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印证了这种思想欺诈，而在此前数十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这完全符合奥地利学派自米塞斯1920年的论述起逐步发展的“国家主义不可能实现”理论，也成为永远钉死马牌主义伪科学的最后一颗棺材钉。
自由阵营中的“有用的天真者”
最后，在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些杰出经济学家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他们虽捍卫自由与市场经济，却可借用米塞斯的说法，称作“有用的天真者”。有些人，我更想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但这话或许太重了，还是删掉吧。“有用的天真者”。因为他们虽然公开反对猖獗的国家主义、捍卫自由，却哪怕只是部分接受了前述反动伪科学思潮的某些主张。最终，他们常常无意间、也违背自身意愿，为本学科内的国家主义反扑增添了动力和弹药。例如，他们执意向国家献策，设法让国家运转得更有效率、把它根本不该做的事情做得稍微好一些。
举例说，这类“有用的天真者”包括我的朋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他曾赞赏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甚至赞赏其人道精神，并主张国家主导的渐进式社会工程。还有乔治·斯蒂格勒；他过去也和我一样，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当然，那个学社里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再说斯蒂格勒，他声称，只有经验证据才能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运作。实际上，斯蒂格勒不过是逐字照搬弗兰克·奈特的话：经济科学对社会主义没有论据，也无话可说。
那只是政治学和经验研究该处理的问题。天哪，这人真糟糕。再泛泛说来，芝加哥学派那些人也糟透了，以加里·贝克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贝克尔认为，只有严格局限于新古典伪科学所特有的均衡、条件恒定和最大化框架内的经济学，才算真正的经济科学。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了。
不，我们才是在科学之内。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是他们。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情况或许更严重。他真诚热爱自由，在媒体上热烈而广泛地支持自由市场；但他的伪科学方法却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总量分析，立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全盘接受不现实的假设。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才犯下一连串科学错误；尽管违背了他的本意，这些错误却一再助长国家干预。以至哈耶克不得不得出结论：继凯恩斯的《通论》之后，对经济科学、当然还有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书，就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所以我希望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还要在炼狱里待上四五千年。
当然，别直接下地狱。但愿我们终会在天堂见到他，只是那要等到几千年以后。
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局限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也充当了“有用的天真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纲领在理论上行不通，因为它本身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问题恰恰在于，他们认为国家有存在的必要，并接受国家——哪怕只是最小国家——即制度性强制的垄断机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重大错误，其实十分根本。他们相信一种政治行动纲领和经济学说，既想限制国家权力，又接受国家，甚至认为国家必不可少。
但经济科学已经表明，国家并非必要；国家主义即使采取最小形式，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依人的本性，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另一方面，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既天真，也不可能实现。米塞斯早已警告我们，民主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时才可能运作。当然，这不可能，因为民主本身会鼓励并放大收买选票和党派利用权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自由民主”自相矛盾；就像哈耶克说的“方形的圆”“炽热的雪”，或“处女妓女”一样荒谬。甚至哈耶克也认为，如果把民主理解成多数人行使绝对权力——古希腊语中的 kratos——它就无法运作。
因此，民主一再蜕变成依靠谎言的恶劣制度，并不令人意外；它还用通过征税取得的钱收买选票。事实上，国家如磁铁一般，吸引人性中最坏的欲望和恶习。因为人们会试图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攫取别人创造的收益。特权集团、政府短视和收买选票，再加上政客的狂妄自大、官僚机构的不负责与盲目，酿成危险、不稳定、随时可能爆发的混合物，反复遭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冲击。政客却借危机扩大干预，使问题更糟。因此，国家主义腐蚀整个社会，同时阻碍自由市场自发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国家崇拜与宗教
事实上，国家已成为几乎人人投靠和膜拜的偶像。“国家崇拜”是我们时代最严重、最危险的社会病。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必须由国家发现并解决。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人们期待掌权的政客保障我们福祉所需的一切。人因此一直不成熟，甚至反抗自身的创造本性；正是这种本性让未来始终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想要一颗水晶球，既告诉自己将发生什么，又保证有人替自己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政客乐见大众被如此幼儿化，因为这能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并确保其人气、支配地位与控制能力。此外，大批知识分子、所谓专家和社会工程师，也加入了这场傲慢的权力狂欢。甚至教会——我说“教会”，当然指的是天主教会——甚至教会及最受尊敬的宗教派别，也未能认识到，如今国家崇拜是自由、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所面临的首要威胁。
国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受众人膜拜的假偶像；它既不许人类摆脱控制，也不容许人们效忠不受它支配的道德或宗教原则。公众还被蒙在鼓里：社会冲突与罪恶的真正源头是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却被当作替罪羊，遭受严厉谴责，就连道德与宗教领袖也往往如此。几乎没有人识破这种欺骗，或敢于指出，国家崇拜是本世纪对宗教、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主要威胁。教会内部或许有一个重要例外，即本笃十六世所著的杰出作品《纳匝肋的耶稣》。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反基督者”的制度化身。任何稍懂历史、又读过这位前教皇关于恶者最严峻诱惑的论述的人，都应看得明白。接下来，我要直接引用拉青格的话。
“诱惑者并不粗陋到直接要求我们膜拜魔鬼。他只是建议我们选择理性的方案：宁取一个规划周全、井然有序的世界。上帝可以在其中作为个人的精神事务占有一席之地，却不能干预我们的根本目标。”索洛维约夫让“反基督者”写了一本书，名叫《通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坦途》。它成了新的《圣经》，核心讯息是膜拜福祉与国家的理性规划。
引文到此为止。因此，难怪《魔戒》的伟大作者 J. R. R.——托尔金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我完全认同。他甚至说，只要有人敢说出“国家”一词，他就要将其抓起来。因为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和系统性的强制；它针对的是人最深处的本质，也就是自由、创造性和自发地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国家在本质上不道德，国家主义构成了人类面临的首要威胁。
上帝、自由与自发秩序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可以转入一段神学讨论：为何拆解国家是一项逻辑与道德上的必要之举，并与上帝的事业不可分割。我完全理解，在这场演讲中提到上帝，可能让在座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想请不信上帝的朋友也帮我个忙：为了接下来的论证，请发挥想象，在随后几分钟里假定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我们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指的是出于爱而创造万物的至高存在。
上帝最重要的造物，正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如果说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富于创造性的企业家能力：发现、洞察并创造新事物、新目标和新行动的能力。现在我还要更进一步，尝试证明：上帝不仅是出于爱创造万物的至高者，而且，上帝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说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上帝作为整个宇宙的主宰，对宇宙拥有绝对权力。
然而他选择不用武力，始终让其造物自由；他甚至赋予人反抗他的自由。即便如此，上帝仍一次次宽恕人类，允许他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上帝总让他创造的宇宙自发运行。“放任自由，任其通行，世界自会运转”，可以成为我们这位自由意志主义上帝的座右铭。尽管人类一次次试探上帝，要求他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力，情况依然如此。
我们要求他给出明确、无可争辩的存在与至高权力的证据，好让我们相信他。但上帝当然不会接受我们的挑战。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爱与自由不可分割。倘若上帝用一场明白无误的灾变强迫人皈依，就完全违背了他出于爱而赋予人的自由。
再者，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曾对一位惶恐的罗马国家官员——也是负责审判他的人——这样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两种王国？一种是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层面上具有正当性。
别忘了“凯撒的归凯撒”。另一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迄今为止流行的标准解释，但我认为它完全错了。上帝的国与尘世的王国或国家截然相反，从不系统地诉诸暴力与强制。这个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是出于无尽的怜悯与爱，白白赐予我们的。
“上帝就是爱。”正如可恨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上帝的国也将拆解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尘世的国家。或者如圣——保罗所说，它将废除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权能的。因为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干预主义》一书中提出“毁灭主义”一词，描述国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倘若米塞斯所谓“国家主义毁灭主义”所代表的恶得逞，人类和文明早就消失了。尽管国家主义对人类有巨大的诱惑力，社会合作仍在延续，甚至在某些时代和地区繁荣，这清楚表明，上帝没有抛弃世界，也没有让自由意志主义者独自对抗邪恶。自由、不侵犯原则和市场自发秩序代表善，企业家创造与协调，尤其是道德原则，也代表善；它们在上帝帮助下能够胜过国家主义理想的致命自负，以及它造成的毁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革命
现在，我想以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一些思考结束演讲。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如今最重要的思想与道德事件，是基督教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合。请把这句话记下来。因为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无政府资本主义最纯粹地体现市场自发秩序；所有服务，包括法律、司法和公共秩序，都由自愿社会合作的过程提供。
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力和企业家协调的动力，能够进入所有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与正义将一同提升，而国家制造的冲突、低效与失调则会从根源上消除。逐步废除国家，以由私人机构组成的动态网络取而代之，让它们支持不同的法律体系、提供各种预防与防卫服务，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但别忘了：恰恰有一件事使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无国家的未来——企业家活动的创造性。它也让我们安心：企业家创造力终会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十八、十九世纪旧古典自由主义者针对旧制度发起的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中找到了自然的延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讯息显然是革命性的。我是一个革命者。它的目标是革命性的：拆解国家，代之以由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组成的竞争性市场过程。它的手段也是革命性的，尤其体现在科学、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首先，是经济科学领域的革命：经济学将成为扩展至所有社会领域的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
其次，是经济与社会革命。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在彻底摆脱国家主义的企业家环境中，人类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作出多少发现。当人们越来越看清国家的扭曲性质，认识到国家束缚自己、每天扼杀多少可能性，其对企业家创造力的压制会激起倍增的改革和拆解国家的呼声，并创造一个我们尚不了解、却可能把文明推向难以想象高度的未来。最后，是政治革命。日常政治斗争固然重要，却不应是首要任务。确实，我们应始终支持干预最少的选项，并在长期的民主限权努力中，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明确结盟；即使这种努力终究不可能成功。但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多。他知道最终目标是彻底拆解国家。这一目标需要他在日常生活中投入全部想象力与政治行动力。
米莱与未来
这里不能不提我们马德里奥地利经济学硕士项目的学生，也是追随者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他传播奥地利学派原则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理想的影响，前所未有。他在每次公开露面时，都不断引用、详细解释并捍卫这些原则；从联合国、达沃斯论坛，到会见别国元首，走进大学与议会，他甚至会把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我自己的重要著作赠予对方。例如，他就曾把书送给两位教皇，方济各和良十四世，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等等。甚至埃隆·马斯克。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米莱在很大程度上，如他常说的，出自马德里奥地利学派，也持续从我们这里获得启发。这一切都伴随着追求科学与道德真理的不懈热情。借用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所激发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前方是巨人还是风车，我们头盔上的羽饰，都由坚韧与信念之风引航。”我们总在创造未来。它今天看似遥远，却随时可能迈出连最乐观的人都意想不到的巨大步伐。历史已进入加速变迁的进程，它不会停歇；当人类终于彻底摆脱国家，让它只作为悲惨的黑暗历史遗迹留下，历史便会翻开新章。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可能很高兴。谢谢。不客气。
谢谢。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是西班牙经济学家，任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货币与银行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等议题。其著作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职能》和《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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