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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追梦


赫·德索托：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自由意志主义对科学与道德真理的愿景
10-02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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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从西班牙经院学者谈起，阐述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行动、动态效率和经济计算的理解。他批评国家干预与主流经济学方法，并从宗教和伦理角度论证自由社会，最后提出无政府资本主义愿景。

从维也纳到马德里

非常感谢米塞斯研究所和约瑟夫·萨勒诺的亲切介绍，也感谢邀请我发表这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纪念讲座，庆祝穆瑞·罗斯巴德诞辰一百周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米塞斯研究所发表这场重要的讲座。第一次是在将近三十年前。那是1997年4月，我讲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院哲学渊源。这次我很高兴再次接受约瑟夫的邀请，并带来了各位刚才见到的十位同事和博士生。

谢谢你们前来支持我。谢谢。他们都在任教或从事研究，所在的奥地利学派硕士、博士项目设于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已有二十多年历史。正如各位听到的，这是整个欧盟唯一获得正式批准、学位在全欧盟有效的同类项目。二十年前，批准它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批准了什么。

他们大概想：“哦，这主意不错。有些西班牙人想研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经济。那就赶紧批准吧。”结果，它却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范例。各位已经听我们的成员详细介绍过所谓的“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以及我们每年开展的活动。特别令我们自豪的是，项目迄今已有54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博士论文完成答辩。

会场后面还有我们主要著作的英文版，由劳特利奇、爱德华·埃尔加，以及我的同事巴格斯和豪登主编的麦克米伦奥地利学派丛书出版。这些书每本通常接近一百英镑，今天各位却能以近乎白送的象征性价格购买：每本五美元。这要感谢一家西班牙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它资助我们参加这次重要活动。接下来大约四十分钟，我会概述自己的主要贡献。不过，刚才说“自由意志主义的一种愿景”时，我说错了。完全说错了。

一条被忽视的思想谱系

不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愿景，而是“那一种”愿景。这就是我们从马德里奥地利学派研究中心所理解的、关于科学与道德真理的自由意志主义愿景。我将集中讲几个基本要点。第一，经济学虽是最晚出现的学科，或者用米塞斯的话说，是最年轻的科学，却已为人类作出最重要的科学贡献。人类第一次借经济学发现并理解：不受制度化、系统性外部强制的自愿社会合作，会产生任何人都无法设计或组织的自发秩序；它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人类无限地繁荣和发展。

这是一条具有根本革命性的讯息。经济学第一次以科学论证表明：任何形式的国家既无必要，也不可行。社会是人们自愿互动的过程，不需要谁来统治，因为它能够自发地调节和组织自身。试图靠社会工程和国家的强制命令协调社会，注定不可能成功，反而造成各种扭曲、社会冲突与暴力，不断阻碍人类进步。第二，经济学已扩展为一整套自由理论；自由是人性最基本的属性与要求。

自由意味着，所有人的行动都出于自愿，并遵循不侵犯原则，不受外部强制或暴力的支配；这种力量总是由少数人自上而下施加，他们无论以何种名义行使政治权力，终究只是极少数人。而且，经济学还推翻了托马斯·霍布斯及其追随者有失偏颇的错误叙事。自然状态并非可怕的处境；所谓社会契约从未存在；也无须建立并维持一个国家来强加秩序、保障和平。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人类自然演进的核心，是自发发现自愿交换与和平贸易的巨大好处。

系统而普遍的暴力、战争与恐怖，只是在国家出现后才兴起。在我的论述中，国家是由最反社会、最暴力的人组成的强制机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靠掠夺那些通过劳动与和平交易谋生的人过活。由此，经济学表明，艾蒂安·德·拉博埃西所说的“自愿奴役”，是人类数百年来遭受的一种违背人性的反常状态。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听天由命地服从国家。政府也不再拥有威望的光环；它在智识和道德上并无天然优越性。国家与统治者周围那些知识分子、专家和追随者组成的护卫队，也不该被视为不可质疑。

我们更不该受补贴或特权诱惑，不论它们是真是假；统治者借此收买被剥削者的意志和忠诚，让他们自愿、长久地接受剥削与奴役。第三，奥地利学派使经济科学达到最高的发展水平。如米塞斯一贯暗示的，经济学当然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西班牙经院学者与主观主义

各位知道，奥地利学派立足于现实的分析前提，以每个人的企业家式创造和协调能力为基础，采取动态视角，研究人们自愿互动所形成的自发、自我调节的社会秩序。奥地利学派对制度和跨学科问题的关注，也十分重要。重要制度从自发的社会过程中出现，随后又使这个过程得以继续和发展。例如，根植于人性、在国家之外自发发现并发展出来的法律和财产权。还有家庭，这是人类延续和扩展所依托的基本制度。

道德原则如同自由真正的自动驾驶仪；人们将其内化，又通过家庭、其他共同体或宗教机构，代代相传。当然也包括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国家之外自发演进的货币。第四，最早的自发秩序理论家出现在法律领域，代表人物是古典罗马伟大的法学家。他们最先理解社会过程的有机性与演进性，因此在不自觉间也成了最早的经济学家。这一传统在中世纪由天主教会保存下来，经圣托马斯·阿奎那、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努斯和锡耶纳的圣伯尔纳定等思想家，最终影响了十六、十七世纪围绕萨拉曼卡大学形成的西班牙经院学者。

所以罗斯巴德常说，奥地利学派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西班牙学派”。是不是？这些西班牙经院学者其实已经阐明了十项基本原则，构成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这恰好也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我们来简要回顾这十项原则。

第一，是主观价值论；塞哥维亚主教迭戈·德科瓦鲁维亚斯，早在1555年就已提出，小麦在西班牙和美洲的客观性质虽相同，但美洲的价格更高，因为当地人主观上赋予它更高的价值。由此也能得出路易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阐述的价格与成本关系：市场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均衡理论误以为的成本决定价格。这些经院学者还认识到，均衡模型及其价格既不现实，也缺乏理论意义，因为它们预设了一种极其复杂的知识：只有上帝才可能拥有，人绝不可能获得。用拉丁文说，就是“pretium justum mathematicum licet soli Deo notum”，即数学意义上的公正价格，只有上帝知道。耶稣会枢机主教胡安·德萨拉斯于1617年、胡安·德卢戈于1643年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比后来早了三百多年。

因此，哈耶克得以得出结论。容我引用他的话：“一门假定人能够掌握根本无法获得的知识的学问，不是科学。”引文到此为止。竞争的动态概念也同样重要：它指卖方之间的竞争过程，根植于赫罗尼莫·卡斯蒂略·德博瓦迪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分别于1589年和1597年阐述的动态市场过程观。这与均衡理论中的静态完全竞争模型毫无关系。

货币、银行与知识问题

西班牙经院学者也对资本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并研究商业周期以及银行创造的信用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重新发现了时间偏好原则；早在1285年，莱西纳就已提出这一原则。他们还认为，银行家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在犯大罪。所以，所有银行家都该下地狱。他们通过创造银行存款，创造出一种虚拟货币；莫利纳先生用拉丁文称之为“chirographic pecuniarum”。

也就是只以书面记载存在于银行账簿中的货币。它只存在于银行账簿中，却会扭曲相对价格结构、制造泡沫，引发严重经济危机，最终使一切崩塌。这是萨拉维亚·德拉卡列和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的原话；他们在十六世纪就生动地解释了这一过程。简言之，经院学者认识到，靠强制命令组织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号施令者不具备使这些命令能够协调社会所需的信息。他们还发现，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而危害极大的税；公民既不知情，也未同意，因此它源于暴政行为。

按照弑暴君理论，这甚至可以成为刺杀国王的理由。这一思想最初由卡斯蒂利亚公社起义者提出；他们在1521年被暴君查理五世击败。近一个世纪后，胡安·德马里亚纳神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整条具有奥地利学派先声的经院思想脉络，也传播到了美洲，尤其是新建立的利马圣马科斯大学。一个月后，我还将从这所左翼大学获得荣誉学位。还有1551年建立的墨西哥城大学。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求学的优秀经院学者门生，后来都在这些大学担任了重要教职。最后，这对在座的美国人尤其重要：两个世纪后，我们经院学者的学说又通过胡安·德马里亚纳的著作传到北美。他对托马斯·杰斐逊及美国开国元勋影响深远；他们恰好在250年前宣布独立。

企业家行动与自发协调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谈谈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对我而言，经济学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而这些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我自己的贡献；当然，它们并非全由我首创。正如各位接下来会看到的，我只是在继承奥地利学派的优良传统。首先，人类合作会自发发生，无须任何人从外部以强制手段组织。

这是因为人具有企业家式的创造能力，会不断发现周围环境中形形色色的获利机会。每个机会都意味着人的行为此前存在某种未被察觉的失调；只有相应的企业家行动发现并克服它，失调才会消除。企业家行动总源于创造性的张力，以及对外部世界事件本质上主观的诠释。因此，任何人工智能算法都无法复制这一行动。换言之，同样的客观事件可以有许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在相应的企业家过程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正确；结果只能以主观意义上的利润来检验。无论如何，每一次企业家行动，首先都会创造原本不存在的信息，即有关获利机会的信息；这一机会源于先前未被察觉的失调。

其次，这些知识会直接传给参与企业家行动的人，也会借市场价格等一系列制度和信号间接传播。第三，参与者会主动学习，协调先前的失调；也就是说，他们自愿地、为自身利益而依照他人的需要调整行为。例如，他们发现，通过专业分工，并和平交换各自的劳动成果，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发现纯粹企业家行动的本质，理解其中的信息创造、信息传播，以及对人类共处中不断产生的失调所作的自发协调，是经济科学给予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它说明，推动人口增长与文明扩展的自愿社会合作过程，并不需要任何国家强制体制。

动态效率、正义与道德

经济学的另一项根本贡献，是动态效率这一概念。我所说的动态效率，是人类创造力不断扩展的过程，企业家协调也是如此；它们只有在特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框架内才会出现。这一框架建立在一项伦理原则之上：每个人都有自然权利，将其企业家创造力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人有权拥有自己创造、此前并不存在的事物；这是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人权。因此，正确理解的动态效率、道德和正义，彼此不可分割。

或者说，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正义与道德，才能激发并产生效率。与此同时，从经济意义上说具有动态效率的事物，也不可能是不公正或不道德的。这一切还表明，社会世界存在一个内在统一的秩序；理论、伦理和历史这三个研究层面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对我们追求真理至关重要。

国家主义为何无法协调社会

最后，经济科学的另一项关键贡献——奥地利经济学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或者说，还是别只谈社会主义了。国家主义也不可能实现：国家无法兑现它关于组织和协调社会的承诺。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协调需要海量信息，国家无法取得；它们分散在每天参与社会进程、彼此互动的八十亿人脑中。

第二，这些信息具有默会且难以言说的性质，无法以客观形式传递。第三，信息并非现成给定，也不是静止不变，而是随着人的创造活动不断变化；今天无法传递明天才会产生的信息；国家干预机构恰恰需要它，所谓专家若要今天指挥社会、实现明天的目标，也同样需要。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命令具有强制性质，会阻碍企业家创造力，因而阻断国家机关自己所需的信息的生成；没有这些信息，它的命令就不可能产生协调作用。总之，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与强制。强制阻碍企业家创造、发现并调适人类行为，也妨碍信息的产生及自由市场价格的形成；这些价格让经济计算成为可能——乔·萨勒诺一直在等这个关键词。

经济计算与社会协调成为可能。因此，国家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从科学意义上讲也不可能奏效。

自由尚未完成的革命

迄今为止，这些科学贡献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惯性，只产生了极其局部、不完善而有限的影响。数百年来，社会政治现实始终以国家和统治者的强制权力，以及公民或多或少逆来顺受的臣服为特征。即便产生过影响，程度也极为有限。最多不过是一系列天真的自由主义革命；它们傲慢而未能成功，试图通过政治宪法分开并限制国家和统治者的权力，抱歉，包括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制度；目标终究无法完成。在某些地方和历史时刻，人类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至少部分摆脱国家，开辟了自由新路。工业革命就是起点；它不过是经济学启发的、尚未完成的自由革命的第一章。今天八十亿人在繁荣和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看似相当可观，事实也确实如此。倘若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和人口规模，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只要人类充分利用并全面践行经济科学的教导，这一切就可能实现。

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可以在受国家奴役和支配的环境中人少而贫穷，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人多而富裕。从人口的角度看，地球几乎还是空的。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可以住进一块地方，它的面积相当于阿拉斯加州，人口密度则与布鲁塞尔相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在一个每天由八百亿乃至八千亿人推动的自由市场里，会出现怎样的繁荣。经济学解释并证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所以越来越富裕，从来不是靠国家刻意制定的强制计划，也不是靠平均分配收入、增加公共开支，或靠补贴、债务和通胀；它只能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

因此，人类若要拥有未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领会经济学为追求人类自由所提供的教训和核心讯息。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揭露并仔细分析那些强大的伪科学、反革命势力；它们已被动员起来，阻止经济科学所导出的自由理论向前发展。这些势力来源各异，却都指向同一目标：为国家强制辩护，并不惜代价维持它，还要给它披上科学合法性的外衣。它们受到许多空想家、思想家和所谓专家那种“致命的自负”驱使。这些人自以为足够聪明，能借国家的暴力和强制权力纠正自发的市场秩序。再加上一批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官僚及其追随者，他们不断操弄一个早已习惯于服侍国家的人类社会。

对他们来说，维持国家主义、确保经济学传达的自由讯息永远无法胜出，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列举侵入经济科学、如致命病毒般蔓延的几股反动伪科学思潮；用哈耶克的话说，它们构成了“科学的反革命”。

科学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

第一种伪科学，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不恰当地应用于经济科学。自然科学把研究对象当作外在于研究者、可以测量和量化的事物；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人们自愿行动的含义。鉴于人的本性具有创造力，所谓经验证据，充其量只有表面、局部且始终受特定历史情境制约的价值。用巴斯夏的话说，只看到“看得见的”，或者自以为看见的，却看不到“看不见的”。

更糟的是，这种方法总会暗含一个前提：人只是研究对象，可以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外部物质一样受到操纵。于是，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要改善世界，国家及统治者就必须动用强制权力，去操弄他们在特定历史经验快照中自以为看见的东西。然而，这些经验快照无法捕捉自发社会过程深层的动态本质，更无法捕捉自发发生、用于解决和协调各种问题的过程。第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伪科学，占据了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学系。它声称只有自己的方法——基于均衡、最大化和条件恒定的原则——才是真正的科学。其假设本已脱离现实，还进一步依赖一种简化现实的数学语言。这种语言是为自然科学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却不适合经济科学，因为它容不下主观时间和企业家创造力等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伪科学时，研究的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像机器企鹅一样的理想类型。即使在最复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这些“企鹅”也只能像经济电子游戏里的角色，随着事件和国家强制而移动、作出反应。新古典伪科学看似愈发精密，仍无法解释现实世界无比复杂的面貌；它以两种同样损害人类自由的方式，反对自发市场秩序的观念。一方面，它鼓吹中央银行、国家和政府实施强制性的社会工程，以精细调控把现实推向模型里的数学最优状态。另一方面，它把现实中一切它认为与模型不符的现象，通过经验研究拿去对照幽灵般的完全均衡与调整模型，统统标作“市场失灵”。还请注意，新古典伪科学依赖并利用前一种伪科学的经验研究，也就是实证主义，以此为反人类自由、支持国家强制的结论辩护。

因此，实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联起手来，在反动议程中彼此助长。

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与马牌主义

第三种伪科学是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单是宏观分析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偏见，倾向于为国家干预、攻击和强制自发市场秩序与人类自由辩护。正如哈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奖领奖演讲中所说，宏观经济学家忽视了自己无法测量的一切，尤其是真正重要的经济过程和理论。与此同时，他们相信某些并无真实经济含义的总量概念确实存在，可以据此收集经验信息或证据，再进行操弄和统计处理。宏观经济学伪科学再次与实证主义伪科学携手，在这场反革命反扑中互相强化。

此外，凯恩斯主义尤其有害。它不仅断然否认创造性企业家活动和自发市场秩序的协调能力，还建立了一整套——当然仍是均衡的——永久失业模型，借此为国家以各种财政和货币操纵方式强制干预人的生活辩护。此外，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伪科学依附于新古典学派的科学主义方法，并受其强化，以致所谓“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二十世纪成为经济学内部主要的反动运动。不过，我们把马牌主义伪科学近乎宗教式的神秘主义留到了最后。因为从科学意义上说，马牌主义尚未诞生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它刚出现，就遭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引领的主观主义革命在理论上的驳斥。从一开始，奥地利学派发展的时间偏好与资本理论，就揭示了马牌主义的矛盾和严重科学错误，同时暴露了它鲜明的思想欺诈性质。苏联及几乎所有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印证了这种思想欺诈，而在此前数十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这完全符合奥地利学派自米塞斯1920年的论述起逐步发展的“国家主义不可能实现”理论，也成为永远钉死马牌主义伪科学的最后一颗棺材钉。

自由阵营中的“有用的天真者”

最后，在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些杰出经济学家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他们虽捍卫自由与市场经济，却可借用米塞斯的说法，称作“有用的天真者”。有些人，我更想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但这话或许太重了，还是删掉吧。“有用的天真者”。因为他们虽然公开反对猖獗的国家主义、捍卫自由，却哪怕只是部分接受了前述反动伪科学思潮的某些主张。最终，他们常常无意间、也违背自身意愿，为本学科内的国家主义反扑增添了动力和弹药。例如，他们执意向国家献策，设法让国家运转得更有效率、把它根本不该做的事情做得稍微好一些。

举例说，这类“有用的天真者”包括我的朋友、《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他曾赞赏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甚至赞赏其人道精神，并主张国家主导的渐进式社会工程。还有乔治·斯蒂格勒；他过去也和我一样，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当然，那个学社里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再说斯蒂格勒，他声称，只有经验证据才能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运作。实际上，斯蒂格勒不过是逐字照搬弗兰克·奈特的话：经济科学对社会主义没有论据，也无话可说。

那只是政治学和经验研究该处理的问题。天哪，这人真糟糕。再泛泛说来，芝加哥学派那些人也糟透了，以加里·贝克尔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贝克尔认为，只有严格局限于新古典伪科学所特有的均衡、条件恒定和最大化框架内的经济学，才算真正的经济科学。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了。

不，我们才是在科学之内。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是他们。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情况或许更严重。他真诚热爱自由，在媒体上热烈而广泛地支持自由市场；但他的伪科学方法却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总量分析，立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并全盘接受不现实的假设。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才犯下一连串科学错误；尽管违背了他的本意，这些错误却一再助长国家干预。以至哈耶克不得不得出结论：继凯恩斯的《通论》之后，对经济科学、当然还有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书，就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所以我希望弗里德曼和加里·贝克尔还要在炼狱里待上四五千年。

当然，别直接下地狱。但愿我们终会在天堂见到他，只是那要等到几千年以后。

古典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局限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也充当了“有用的天真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纲领在理论上行不通，因为它本身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问题恰恰在于，他们认为国家有存在的必要，并接受国家——哪怕只是最小国家——即制度性强制的垄断机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重大错误，其实十分根本。他们相信一种政治行动纲领和经济学说，既想限制国家权力，又接受国家，甚至认为国家必不可少。

但经济科学已经表明，国家并非必要；国家主义即使采取最小形式，在理论上也行不通。依人的本性，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限制它的权力。另一方面，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既天真，也不可能实现。米塞斯早已警告我们，民主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时才可能运作。当然，这不可能，因为民主本身会鼓励并放大收买选票和党派利用权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自由民主”自相矛盾；就像哈耶克说的“方形的圆”“炽热的雪”，或“处女妓女”一样荒谬。甚至哈耶克也认为，如果把民主理解成多数人行使绝对权力——古希腊语中的 kratos——它就无法运作。

因此，民主一再蜕变成依靠谎言的恶劣制度，并不令人意外；它还用通过征税取得的钱收买选票。事实上，国家如磁铁一般，吸引人性中最坏的欲望和恶习。因为人们会试图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攫取别人创造的收益。特权集团、政府短视和收买选票，再加上政客的狂妄自大、官僚机构的不负责与盲目，酿成危险、不稳定、随时可能爆发的混合物，反复遭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冲击。政客却借危机扩大干预，使问题更糟。因此，国家主义腐蚀整个社会，同时阻碍自由市场自发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国家崇拜与宗教

事实上，国家已成为几乎人人投靠和膜拜的偶像。“国家崇拜”是我们时代最严重、最危险的社会病。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必须由国家发现并解决。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人们期待掌权的政客保障我们福祉所需的一切。人因此一直不成熟，甚至反抗自身的创造本性；正是这种本性让未来始终充满不确定性。

他们想要一颗水晶球，既告诉自己将发生什么，又保证有人替自己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政客乐见大众被如此幼儿化，因为这能证明他们存在的理由，并确保其人气、支配地位与控制能力。此外，大批知识分子、所谓专家和社会工程师，也加入了这场傲慢的权力狂欢。甚至教会——我说“教会”，当然指的是天主教会——甚至教会及最受尊敬的宗教派别，也未能认识到，如今国家崇拜是自由、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所面临的首要威胁。

国家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受众人膜拜的假偶像；它既不许人类摆脱控制，也不容许人们效忠不受它支配的道德或宗教原则。公众还被蒙在鼓里：社会冲突与罪恶的真正源头是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却被当作替罪羊，遭受严厉谴责，就连道德与宗教领袖也往往如此。几乎没有人识破这种欺骗，或敢于指出，国家崇拜是本世纪对宗教、道德乃至人类文明的主要威胁。教会内部或许有一个重要例外，即本笃十六世所著的杰出作品《纳匝肋的耶稣》。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反基督者”的制度化身。任何稍懂历史、又读过这位前教皇关于恶者最严峻诱惑的论述的人，都应看得明白。接下来，我要直接引用拉青格的话。

“诱惑者并不粗陋到直接要求我们膜拜魔鬼。他只是建议我们选择理性的方案：宁取一个规划周全、井然有序的世界。上帝可以在其中作为个人的精神事务占有一席之地，却不能干预我们的根本目标。”索洛维约夫让“反基督者”写了一本书，名叫《通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坦途》。它成了新的《圣经》，核心讯息是膜拜福祉与国家的理性规划。

引文到此为止。因此，难怪《魔戒》的伟大作者 J. R. R.——托尔金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我完全认同。他甚至说，只要有人敢说出“国家”一词，他就要将其抓起来。因为国家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暴力和系统性的强制；它针对的是人最深处的本质，也就是自由、创造性和自发地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国家在本质上不道德，国家主义构成了人类面临的首要威胁。

上帝、自由与自发秩序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可以转入一段神学讨论：为何拆解国家是一项逻辑与道德上的必要之举，并与上帝的事业不可分割。我完全理解，在这场演讲中提到上帝，可能让在座许多人感到惊讶。但我想请不信上帝的朋友也帮我个忙：为了接下来的论证，请发挥想象，在随后几分钟里假定上帝确实存在。那么，我们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我们指的是出于爱而创造万物的至高存在。

上帝最重要的造物，正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人。如果说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富于创造性的企业家能力：发现、洞察并创造新事物、新目标和新行动的能力。现在我还要更进一步，尝试证明：上帝不仅是出于爱创造万物的至高者，而且，上帝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说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上帝作为整个宇宙的主宰，对宇宙拥有绝对权力。

然而他选择不用武力，始终让其造物自由；他甚至赋予人反抗他的自由。即便如此，上帝仍一次次宽恕人类，允许他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开始。上帝总让他创造的宇宙自发运行。“放任自由，任其通行，世界自会运转”，可以成为我们这位自由意志主义上帝的座右铭。尽管人类一次次试探上帝，要求他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力，情况依然如此。

我们要求他给出明确、无可争辩的存在与至高权力的证据，好让我们相信他。但上帝当然不会接受我们的挑战。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爱与自由不可分割。倘若上帝用一场明白无误的灾变强迫人皈依，就完全违背了他出于爱而赋予人的自由。

再者，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曾对一位惶恐的罗马国家官员——也是负责审判他的人——这样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两种王国？一种是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层面上具有正当性。

别忘了“凯撒的归凯撒”。另一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迄今为止流行的标准解释，但我认为它完全错了。上帝的国与尘世的王国或国家截然相反，从不系统地诉诸暴力与强制。这个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是出于无尽的怜悯与爱，白白赐予我们的。

“上帝就是爱。”正如可恨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上帝的国也将拆解尘世的王国，也就是尘世的国家。或者如圣——保罗所说，它将废除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权能的。因为上帝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干预主义》一书中提出“毁灭主义”一词，描述国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倘若米塞斯所谓“国家主义毁灭主义”所代表的恶得逞，人类和文明早就消失了。尽管国家主义对人类有巨大的诱惑力，社会合作仍在延续，甚至在某些时代和地区繁荣，这清楚表明，上帝没有抛弃世界，也没有让自由意志主义者独自对抗邪恶。自由、不侵犯原则和市场自发秩序代表善，企业家创造与协调，尤其是道德原则，也代表善；它们在上帝帮助下能够胜过国家主义理想的致命自负，以及它造成的毁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革命

现在，我想以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一些思考结束演讲。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如今最重要的思想与道德事件，是基督教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合。请把这句话记下来。因为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符合人性的社会合作制度。无政府资本主义最纯粹地体现市场自发秩序；所有服务，包括法律、司法和公共秩序，都由自愿社会合作的过程提供。

在这一制度下，人类创造力和企业家协调的动力，能够进入所有领域。解决问题的效率与正义将一同提升，而国家制造的冲突、低效与失调则会从根源上消除。逐步废除国家，以由私人机构组成的动态网络取而代之，让它们支持不同的法律体系、提供各种预防与防卫服务，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但别忘了：恰恰有一件事使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无国家的未来——企业家活动的创造性。它也让我们安心：企业家创造力终会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十八、十九世纪旧古典自由主义者针对旧制度发起的革命，在二十一世纪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革命中找到了自然的延续。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讯息显然是革命性的。我是一个革命者。它的目标是革命性的：拆解国家，代之以由私人机构、协会和组织组成的竞争性市场过程。它的手段也是革命性的，尤其体现在科学、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首先，是经济科学领域的革命：经济学将成为扩展至所有社会领域的自发市场秩序的一般理论。

其次，是经济与社会革命。我们今天根本无法想象，在彻底摆脱国家主义的企业家环境中，人类能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作出多少发现。当人们越来越看清国家的扭曲性质，认识到国家束缚自己、每天扼杀多少可能性，其对企业家创造力的压制会激起倍增的改革和拆解国家的呼声，并创造一个我们尚不了解、却可能把文明推向难以想象高度的未来。最后，是政治革命。日常政治斗争固然重要，却不应是首要任务。确实，我们应始终支持干预最少的选项，并在长期的民主限权努力中，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明确结盟；即使这种努力终究不可能成功。但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会止步于此。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多。他知道最终目标是彻底拆解国家。这一目标需要他在日常生活中投入全部想象力与政治行动力。

米莱与未来

这里不能不提我们马德里奥地利经济学硕士项目的学生，也是追随者的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他传播奥地利学派原则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理想的影响，前所未有。他在每次公开露面时，都不断引用、详细解释并捍卫这些原则；从联合国、达沃斯论坛，到会见别国元首，走进大学与议会，他甚至会把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我自己的重要著作赠予对方。例如，他就曾把书送给两位教皇，方济各和良十四世，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等等。甚至埃隆·马斯克。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米莱在很大程度上，如他常说的，出自马德里奥地利学派，也持续从我们这里获得启发。这一切都伴随着追求科学与道德真理的不懈热情。借用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不朽作品《堂吉诃德》所激发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前方是巨人还是风车，我们头盔上的羽饰，都由坚韧与信念之风引航。”我们总在创造未来。它今天看似遥远，却随时可能迈出连最乐观的人都意想不到的巨大步伐。历史已进入加速变迁的进程，它不会停歇；当人类终于彻底摆脱国家，让它只作为悲惨的黑暗历史遗迹留下，历史便会翻开新章。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可能很高兴。谢谢。不客气。

谢谢。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是西班牙经济学家，任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货币与银行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等议题。其著作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职能》和《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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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奥演讲###

马尔科·鲁比奥｜普尼克斯山演讲（美国国务院官方原稿 · 中文版）

时间：2026年10月7日
地点：雅典普尼克斯山（古雅典公民大会会场，背景为卫城帕特农神庙）
演讲人：美国国务卿 马尔科·鲁比奥

世界各地都有伟大的遗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地方似乎是历史的终点。它们是遥远文明的遗迹，早已超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雅典卫城则不同。

两千多年来，这座建筑背后的文明始终牵动着西方世界的想象。一代又一代政治家、艺术家与哲学家都曾仰望它，心生惊叹与敬畏。

如今，时间往往会使人的感官变得迟钝。伟大的胜利和惨痛的失败，似乎都沦为教科书中的脚注，成为孩子们需要记忆和遗忘的又一个事实。但古希腊人却似乎对我们的记忆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我们回到他们身边。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率领大军攻入雅典，焚毁神殿。当时大多数雅典人乘船撤离到附近岛屿，但仍有一小部分人不愿离开故土。他们退守卫城岩地，殊死抵抗，从悬崖抛掷巨石阻击波斯入侵者，拖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数日。最终他们战败。波斯人洗劫神庙、焚毁圣所，将卫城夷为平地。雅典人归来后，收集旧卫城残破石料，埋入这片山丘。数十年后，在伯里克利主持下，帕特农神庙重新拔地而起。

两千五百年来，帕特农神庙屹立于此。一个个帝国在它的阴影下兴起、覆灭。建造神庙之人的后裔——雅典与罗马的传人，将他们的文明传播至世界尽头。

美利坚共和国立国250余年，远隔重洋。今天，我站在这里，身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务卿，同时也是西班牙移民后裔的曾孙。在此，我见证一份文明的渊源：无论岁月流转、山海相隔，这份联结始终存在。

美国的历史处处烙印着古典文明的痕迹。希腊元素实实在在镌刻在我国政府建筑之上：高耸立柱、穹顶，首都各处纪念碑皆是如此。孕育《美国宪法》的城市——费城，本身就是希腊名字。

我国的缔造者们对我们从你们那里继承的遗产着迷不已。他们博览群书，精通历史，对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古代那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并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不，《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普鲁塔克，这位希腊罗马伟人的传记作家。

关于古希腊思想如何影响美国建国者，乃至更早全部西方哲学家、政治家，已有大量著述。我们大多数人熟悉这段基本史实，雅典孕育民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西方哲学根基。我们关于法律、美德、公民、共和政体的理念，成型于希腊城邦。就连很多政治词汇本身，例如民主、僭主、政治，源头都在这里。

以上所述皆是事实，但我们美国人、西方人从这片土地继承的内核，远比这些更深。这些制度和理念，是古希腊人身上更根本品质的外在体现，而这些品质无法被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所概括。

在雅典，我们第一次完整看到塑造西方世界的核心特质：强烈的个体意识、永无休止的雄心；敢于探索、勇于创造；渴望发现、冒险、追寻荣耀；对世界和宇宙运行法则有无尽的好奇心，想要揭开自然奥秘；不接受“不可能”，挣脱一切边界，竭力窥探未知深处。

这不只是某一派哲学的教条。这是一个民族的特质，体现在传说、想象力、对公民的要求，体现在他们愿意为之生活、奋斗、牺牲的信念。读懂他们，就是读懂我们自己。

这片土地孕育出西方想要揭开无知、黑暗与距离所遮蔽一切事物的渴望。希腊人不只是塑造历史；希腊人创造了“历史”这一概念。我们今天所知诸多古文明的记载，几乎全部来自希腊探险者与历史学家的记录。他们不只记录本民族，还远行海外，观察、记述世界各地异族文明的故事。

当其他文明向内凝视时，希腊人率先望向外部世界，追逐陌生事物带来的震撼与荣耀。正是这种特质，推动西方创造、建造出其他文明难以企及的成就，使我们从众多以稳定和生存为最高目标的文化和文明中脱颖而出。

但我们从希腊继承的，不只是探索未知的雄心，还有一种信念：未知之物可以被认知。相信世界可以测绘、度量、理解；宇宙存在理性秩序，服从基本规律，人类能够观察、用思维掌握。

这奠定了西方思想的基石，包括我们的数学、科学、医学，以及哲学、伦理和宗教。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找到沃土并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帝国铺平了道路。它也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石，支撑着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自然法传统。

它孕育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不仅以共同的文化为标志，更以共同的人类学为标志，也就是一种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地位的共同观点。它的后代不仅共享自然秩序的观念，而且共享对美德、命运、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共享指导人类生活方式的准则，以及为人应当追求的客观标准和理想。

对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本身就是人生的核心意义。城邦生活围绕竞争、抱负、对抗展开：哲学诗歌、雕塑戏剧、体育艺术、战争治国。古典城邦就是强者试炼自我的竞技场，在持续斗争中打磨潜能，力求最强、最美，无限趋近完美。

我知道，现代听众听到这套生活理念，会觉得怪异，甚至残酷。当下很多意识形态追求的理想世界，是绝对安全，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光，也没有失败的屈辱。如今我们常常向下设限。我们制定标准，优先保证没有人落败；更多关注弱者的舒适，而非释放强者的潜力。我们把最杰出的群体，绑架在平庸、普通的标准之下。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们，追求向上攀登。他们认为，人生最高尚、最崇高的追求就是超越一切，力求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古希腊城邦充满活力，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竞争、派系斗争和冲突。但正是在这种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中，艺术、哲学、政治和思想的伟大繁荣得以孕育，最终将地中海沿岸的城邦联盟转变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人称之为“激情之火”（thumos）。这团激情、力量、勇气和骄傲的火焰，是伟大文明的核心。而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和生存的意志。

如今，西方太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西方人开始为那些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感到羞耻。我们为自己的成就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不知何故成了罪恶感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自己配得上所取得的伟大。

“民族主义”一词成了贬义词。于是，我们拆毁了纪念碑，谴责了自己的历史。在很多地方，我们甚至教导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境，将产业外包，任由军队衰落瓦解。

一年又一年，我们不断向外让渡主权，把决策权交给远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全球官僚机构。

但其他人却乐于填补我们因软弱无力而留下的真空。随着西方信心的动摇，它的对手和竞争对手反而更加咄咄逼人，趁我们之势积累财富、壮大势力。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谱写下一个世纪的篇章。我们所采取的道路，将决定西方能否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会屈服于衰落、奴役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行动，要么就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权。

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选择。我们毫无歉意地追求国家实力：夺回关键供应链，推动经济再工业化，重建国防，争夺未来技术与产业的主导权。

我们向着新前沿进发：先进制造、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作战体系、芯片、矿产、网络空间，拓展人类一切可能性。释放能源产能，重建工厂，把宇航员重新送上月球，开启太空探索新时代。

古希腊人抱负宏大，但并不天真。他们明白国家存在利益；治国需要审慎与外交，但也懂得，当审慎与外交失效，必须拥有动用武力的能力。力量不只意味着自卫手段，还要拥有使用力量的可信度。

川普政府希望重拾这套古典政治与治国理念——不只为美国，也为整个西方文明。

我们相信欧洲可以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重燃数千年前在这里点燃的火焰。

已经出现一些信号：整个大陆，国防开支大幅上涨，大量新伙伴关系与项目落地，制造业扩张，延续去年海牙会议做出的历史性防务承诺。

希腊正是这一轮转变的核心。从能源、移民到防务领域，希腊人民再次证明，他们是欧洲与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堪称盟友典范。我们由衷希望全欧洲都能效仿你们。

尽管激情有时会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友谊纽带变得紧张，但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破坏这种纽带。我们必须共同强化这个联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威胁。

我们能够做到。因为跨大西洋友谊不该是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我们设想的同盟，整体力量大于各个成员国力量之和。上个月美、丹、格陵兰达成前所未有的新协议，就是实例，重塑北极格局，巩固北约安全。三方全部获益。整个欧洲、北约与美国，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强大。

我们要一起赢，必须一起赢。

当下有一种流行观点：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将国际社会的利益置于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明白，忠于国家并非自私或错误，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也并非自私或错误。

他们坚定相信伟人理想：卓越之人凭借功业获得不朽。但荣耀与名望，必须通过为超越自身的宏大事业奋斗、牺牲、建功立业才能赢得。古希腊故事反复出现的英雄，愿意为值得效忠的事业付出一切代价。

苏格拉底，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不肯放弃对真理的探求；三百斯巴达勇士的传奇，被庞大波斯大军围困，明知毫无胜算，却拒绝逃生，选择战至最后一人，绝不放弃阵地与职责；阿喀琉斯，他可以选择回家安享漫长平静人生，却选择留在特洛伊，追寻永恒荣耀，直至战死。

正是这些品质塑造了西方人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阿拉莫战役，贯穿始终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不朽的结尾语，“我们彼此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担保。”

西方从希腊继承了责任观：对信念、事业、祖国牢不可破的忠诚。西方的英雄，总是在最艰难痛苦的时刻依然坚守职责：信守诺言的人，绝不弃守阵地的士兵，与船共存亡的船长。

这和我们如今看到的完全不同。例如伊朗激进教士这类狂热分子，把死亡崇拜当成国家英雄标准，把殉道当成目的本身。

我们的英雄愿意为事业赴死，但不崇拜死亡。正是因为珍视生命，我们才会敬佩那种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背叛原则的英雄主义。

我们常常把英雄、荣誉、责任这套西方观念视作理所当然，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并非如此。这套观念诞生于此，塑造了后续整个文明的走向。今天，我们必须像先辈一样，满怀热忱守护这个文明。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之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建起米兰、科隆、佛罗伦萨大教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人体完美的理想，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得到新生。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结构的求索，由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继承。

对新知的渴望，促成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最终促成阿波罗11号登月。亚历山大征服已知世界的雄心，重现于凯撒、查理曼、科尔特斯身上。

在美国，同样的传统焕发了新的生机。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成为了西方想象力和雄心壮志复兴的沃土。希腊人对新天地的渴望，演变成了美国的边疆精神。雅典和罗马的文明，将一个初生的沿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带着先辈清晰的特质：诞生于雅典，成型于罗马，受基督教洗礼，在中世纪欧洲淬炼，继承英格兰人对自由的天赋，跨过大西洋，在新大陆海岸重生。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找回这种精神。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不只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更是整个文明的转折点。

我们今天面对的威胁，和古典时代一样真实。国家利益并未因国际机构的出现而消失。战争也并未因为我们崇尚和平而消失。其他国家依然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

战争再次降临，大国竞争重现。脆弱、侵略、恐怖主义，以及一系列全新威胁再次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制度与同盟，共同应对威胁。要明白，同盟存在的目的，不是消解成员国主权，而是捍卫主权。国家不必放弃自身独特身份，也可以捍卫共同利益。

我们和希腊伙伴已经建立起这样的范本：防务合作、能源、科技，以及合力守住欧洲边境，应对大规模移民威胁。

我们两国的友谊，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早期。1821年希腊反抗奥斯曼统治争取独立，美国人在这场斗争里看到熟悉的影子。三年之后，美国大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国会发表著名演讲，把希腊革命的事业带到年轻共和国议员面前。

他首先让大家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这种自由的政府形式，这种民众集会。这种自由辩论和公共讨论的实践，这种思想的交锋，甚至我们集会的这座建筑，这些比例匀称的柱子，这些装饰华丽的建筑，都在提醒我们，希腊曾经存在过，而我们，和全人类一样，都深深地感激着它。”

这段话放在今天，依旧成立。我们所有人，不只是美国人，欧洲以及整个西方的朋友们，都要重新学习先辈从这片土地、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

希腊历史不仅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过去，也不仅仅展现我们制度的早期形态。希腊历史向我们展现了我们自身的面貌。

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继承了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无比骄傲。我们应该惊叹于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而它就始于此，始于西方的第一批男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美德、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谢谢大家。

###鸡汤非汤###


孙宇晨和邵艾伦这场4小时的访谈，关于普通人怎么赚钱的部分，值得反复听。

我把里面最有冲击力的观点整理出来，从认知到行动，再到财富观，重新捋了一遍顺序，一共9条，条条都说到点上了。

1. 人生最大的错误，是地图都没打开，就决定了自己要走哪条路。很多人20多岁就觉得这辈子只能这样了，但你连有哪些选项都没看过，怎么就知道没有更好的路？

2. 人生是一场大型游戏，别急着通关，先去探索那些还没打开的地图。这个比喻特别好，很多人一上来就想找最优解、走最短路径，结果错过了大量隐藏的关卡。

3. AI 是普通人翻身最大的机会。没钱、没人脉不可怕，可怕的是手里有 AI 这张牌，却不知道怎么出。

4. 赚钱的机会，往往藏在新技术出现、老行业还没跟上的那个缝隙里。每次技术浪潮来的时候，最先吃到红利的，永远是那些愿意去碰新东西的人。

5. 听懂一万个道理，不如改变一次行动。认知有没有真的升级，别看你说了什么，看你做了什么。

6. 年轻时拿命换钱，年老时拿钱换命，这是人生最亏的一笔买卖。健康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产，等你想花钱买回来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买不到。

7. 财富自由真正的终点，是你可以选择不做什么。不想接的活不用接，不想见的人不用见，你的时间完全归你自己支配。

8. 消费让你快乐一阵子，创造才能让你满足一辈子。花钱带来的快感消退得很快，但你做出一个作品、建起一个项目，那种成就感是持久的。

9. 未来不光人需要赚钱和花钱，AI 和机器人也需要自己的钱包。这个听起来像科幻，但仔细想想，当 AI 可以自主完成任务、自动交易的时候，它确实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系统。

这非常片面吧。

教育需要的是认识生命、财富、知识和社交。孩子自杀是不理解生命的重要和财富来源。要弄明白财富不能高于生命的价值。
另：高贵的灵魂简直是世间罕有。贵族都需要三代以上的教育，所以，我们只能寻求不那么卑贱的灵魂吧。

这只是一个消费惯性上的分析，还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导致的影响。不过就凭着消费差异已经击垮了九成的人了。

空空追梦

泰特·费格利：罗斯巴德能教公众什么：公共经济学
10-06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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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公园若人人愿付钱却没人动手建，政府征税就能证明自己增进了福利吗？泰特·费格利从小行星防御、中央公园和观星者的例子切入，追问所谓“最优供给量”和支付意愿从何得知，并借罗斯巴德的显示性偏好理论检验公共财货与外部性的主流论证。

我为什么要谈“公共经济学”

我受邀参加这场小组讨论时，原来的题目似乎是“罗斯巴德能教公众什么经济学知识”。我看错了，以为题目是“罗斯巴德能教公众哪些公共经济学知识”，于是拟出了现在这个略显绕口的标题。大家对“有一定知识的普通人”也有不同理解；我想的是一个上过几门经济学课、也许受过一点奥地利学派影响、也许完全没有的人。今天我要批评一篇刊在《奥地利经济学评论》的文章，说它的作者没有把关键问题想明白。我想谈的，是罗斯巴德对公共财货与外部性理论的一项贡献。

政府干预经济的常见理由是：公共财货和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自愿交易达不到最优结果；国防之类的财货会供给不足，因此政府通过征税和独占供给，便能得到比自由市场更好的结果，增进人们的福利。罗斯巴德指出，这种福利改善的断言没有科学依据；要坚持它，还得否定人们在行动中已经显示的偏好。

从牛仔裤到小行星防御

假设这位普通人学过教科书里的公共财货分类。一个维度是“可排除性”：财货提供之后，能不能不让没付钱的人享用？另一个维度是消费的“竞争性”：我消费时，会不会妨碍你同时消费？考恩与塔巴罗克的教科书用牛仔裤举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善于提供这类私人财货：不付钱就拿不到裤子，而且同一条裤子不能同时由两个人穿着。裴德荣博士有条不错的牛仔裤；他正在穿，我若也想同时穿——你明白，这就是竞争性。

表格另一端是所谓既不能排除不付钱者、消费又无竞争性的公共财货。想象我在后院架起激光束，击落飞来的小行星。隔壁同样可能被击中的邻居没付钱，却也因此得救；防御范围内的其他人同样受益。主流论证认为，这给人搭便车的动机。我请邻居出钱，他说：“不用，我照样能享用。”若足够多人这样做，小行星防御可能根本没有，至少会少于所谓最优供给量。于是政府说，既然知道大家都想要防御，就向所有人征税，把防御建起来，搭便车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央公园和观星者：数字背后的假设

我这里要批评的是罗伯特·劳森与 J. R. 克拉克的论文《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税收》。它发表于《奥地利经济学评论》，对罗斯巴德颇有些尖刻，接受的却是主流公共财货框架。两位作者让我们想象一座拥有一百万居民的城市：每人愿为中央公园付二十美元，总额两千万美元，而公园只需一千万美元建成。他们说私人企业家很难收取自愿付款，因为公园一旦向所有人开放，居民不付钱也能进去。照此推论，政府向每人征十美元，把公园建成，就“修正”了市场失灵，使人人更好。

他们还举观星的例子。一万名天文爱好者受城市灯光干扰，每人愿付一千美元，请城市把灯调暗；一百万城市居民据说每人拿到五美元，就愿意配合。愿付总额再次高于所需补偿。但怎样协调一万名观星者，向一百万人付款？两位作者认为交易成本高得难以克服，政府却可以对观星者征税，防止搭便车，再向居民转钱，据称这样就能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福利。他们把自己视为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国家能改善结果，却认为这些例子不容否认。

罗斯巴德的回应与争论

劳森与克拉克把罗斯巴德叫作“公共财货否认者”，引用他在《新个人主义评论》的话。罗斯巴德说，为公共部门辩护常有两个论据。第一个是“外部收益”：A 和 B 可以强迫 C 做一件让 A、B 受益的事。他举了个尖锐例子：三个邻居想组成弦乐四重奏，就拿刺刀逼第四人学拉中提琴；声称这种强迫既正当又有益，实在不值得严肃对待。第二个论据是某些必要服务无法由私人提供，所以必须由政府供给。罗斯巴德反驳说，政府提供的每一种服务，过去都曾由私人企业成功提供；如果目标是人类福利，忽略这一点就是严重错误。

劳森与克拉克反过来指责他：外部性不只是重新分配财富，观星者的收益可能真的大于灯光所有者的损失；此外，争议也不是私人企业能否提供某种服务，而是它是否供给不足。这两种情况理论上都可能，但关键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最优数量是多少？他们似乎看见了这个问题，却又像被它绊了一下，拍去灰尘，继续往前走。

他们承认不知道，国家又怎会知道？

两位作者口头承认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价格信号缺失时知识局限的担忧，却没有跟进其含义。论文甚至承认：断言人人想要公园很容易，但口说无凭；经济学用支付意愿衡量价值，而在这些公共财货和外部性例子中，没有办法准确测出支付意愿。没有市场价格和实际交换，就不知道人们究竟愿付多少钱。这是劳森与克拉克自己说的。既然如此，国家又怎么知道该征多少税、把钱转给谁？

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最后一节追问：批评者通过什么“神秘方法”，知道所谓受益者本来想购买这项好处？偏好排序只能从具体选择中看出来；既然人们实际没有购买，外人就没有理由断言，他们“真正的”偏好与行动显示的不同。劳森与克拉克说罗斯巴德思想草率，讽刺的是，他恰恰认真对待显示性偏好及其后果。没有经验依据证明国家让人过得更好。如果公园没有建成，也许人们就没有想要它；至少不能把一个未经行动证实的愿望，当成已知事实。

把争论阵地让给了谁

两位作者还说，嘲笑公共财货与外部性概念，仿佛它们只是想中央计划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者编出来的，就等于把争论阵地让给对手。可我想问：究竟是谁让出了阵地？一旦接受这套框架，未来的计划者以“改善生活”为名可以做什么，便几乎没有上限。朝窗外看看，还没被提供的“公共财货”似乎到处都是；任何空缺都能被说成协调困难、搭便车和市场失灵，等待国家去修正。

而且谁也难以反驳这类断言：“你其实想要这个，你有支付意愿，只是想搭便车，所以现在要你付钱。”尚未提供的公共财货可以想象出多少种，征税供给的理由就能扩张到多少种。我的结论是：主流公共财货理论据此作出的福利判断没有科学依据。它声称人们想要另一种结果，尽管他们的行动显示出相反选择。罗斯巴德认真对待显示性偏好和我们认识他人偏好的局限，因而削弱了为国家干预辩护的一项重要思想依据。

泰特·费格利（Tate Fegley）是美国蒙特里特学院商业与经济学助理教授、商业与经济学学科负责人，并任米塞斯研究所研究员。他于 2022 年加入蒙特里特学院，在乔治梅森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也曾在博伊西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与刑事司法。他的研究涉及警务、监禁、产权与福利经济学，发表过关于社区警务、劳动负效用等主题的论文。​​​